最早听到“不自由、毋宁死”的说法，是和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其背后蕴涵着深厚的政治意味。如今血雨腥风已经成为历史，一切都在逐渐归还自己的本来面目，它也应该回归于自己的人文精神领域。说到梁山的好处，好汉们可以列举的优点无非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刚开始读《水浒》时囫囵吞枣、人云亦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后来才感觉它背后还应该有点什么东西。梁山一百单八将中间真正赤贫者寥寥无几，慢说晁盖、宋江、卢俊义这样的财主，即便是鲁达、林冲这样的下级军官，俸禄大约也足以维持温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大家之所以一定要上梁山，除了逼迫的因素之外，真正具有诱惑力的，还是那种精神上挣脱一切束缚、获得空前自由以后所能达到的潇洒状态。如同金庸笔下的侠客，蔑视一切法则和秩序，一见如故则成生死之交，一言不合即以性命相搏，没有任何道理可讲，那是一种何等酣畅淋漓的境地！

　 最初读梅里美的《卡门》（又译作《嘉尔曼》）是在大学一二年级，由于阅历的限制那时我很难接受这个吉卜赛女郎的形象，直到现在我才对她那种不顾一切地追求终极自由的强烈情绪产生了些许理解。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是由文明来体现的，而文明的外在形式就是秩序和法则。所有的文明对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因为就眼前看它必然是当时最合理最进步的一种；而与此同时，所有的文明也总会对社会和人性产生某些束缚，因此从长远看它必然要被更新更合理的文明所取代。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是个量变与质变临界点的问题，而思想者就是在量变与质变的临界点上，处于苦苦思索而不可解的痛苦之中。

　 对于表达而言，作家是个很便当的职业，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笔下的人物。除了给吉卜赛女郎卡门当导演的梅里美以外，毛姆的表现似乎也可以成为本文的论据。拉里（长篇小说《刀锋》中的主人公）散尽家产、四处云游，最终竟然不可思议地在印度悟道。他有一笔不小的遗产继承着，女友的父亲还同意给他一个待遇优厚的职位，但他却根本不为之所动，将他的这个临床表现归结于资产阶级的背叛或者其余类似的说法现在看来都有些苍白，更准确地说还是对一种文明和秩序的怀疑与挣脱。的确，他的所作所为很有些匪夷所思，不仅他身边的朋友难以理解，即便是现在的许多读者恐怕也难以接受。这些人之所以在巨大的时空差别横亘于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产生共鸣，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都是现行秩序和文明的享有者，因此难以理解别人对这种文明系统的离经叛道。

　 我一直认为《廊桥遗梦》是《围城》的西方现代版本。将一本畅销书和经典并列并非故作惊人之语，也没有激怒大师的意思，只是因为红杏出墙的弗朗西斯卡并没有和摄影师金凯德私奔，她的婚姻在事实上更接近围城的本意。推而广之，围城不仅仅是婚姻的无奈在现，而是所有文明在思想者心目中的折射。

　 文明和秩序是永远的、必然的，区别的只是形式而已。终极自由是个人理想的最高境界，正如微粒子的无规则运动，但是只有抑制这种个体的无规则运动，群体才能获得精神与物质的总体提升，正如物理学中的超导状态。因此从文化的层面来考证，《水浒》的悲剧并非最终的消亡，而是在打破旧有的秩序束缚之后，又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新的秩序束缚。梁山好汉排座次是小说的高潮，也是文化悲剧的序幕。正因为如此，弗朗西斯卡的选择显得是那样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