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之后，我军以风扫残云之势穷追猛打敌军，文工团也紧跟战斗部队进入浙江境内。一天，我与王河奉命打前站，随身带着标语、布告、捷报，还有一个浆糊筒，边走边贴。

　 江南初夏酷似北方盛暑，太阳当头照，晒得我俩头晕眼花、嗓子冒烟，只好下了公路，到一个小村找水喝。

　 一进村就觉得气氛异常。正欲离村，“嘎吱”一声，一家柴门开了，一位长者招呼我俩进屋，掩上门急促地说：“村外洼地柳树林里，有国民党一个机枪连，大约七八十号人。”话音刚落，一个国民党兵推门而入，喝道：“有人没有？”因为他刚从外面进屋，不太适应。趁他立脚未稳，我猛一扑，夺过枪来。那敌兵一惊，向后一退，正好与紧跟其后的一个扛着机枪的家伙撞个满怀。王河大喝：“缴枪不杀！”那挺机枪便乖乖地倚在门坎上了。王河拎过枪来，命令机枪手赶快进屋。我与王河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了政治攻势：

　 “你们是个机枪连，还剩七八十号人，对不？”“何必躲在树林里挨饥受饿呢？你们面前现成的两条路：一条是调转枪口，参加革命，我们欢迎；再一条是回老家生产劳动，我们开路条发路费。何去何从，自己选择！”

　 他俩点头如捣蒜，一口一声“长官”，一口一个“是”。接着我俩押着他们来到洼地边沿，我持枪站在机枪手身边，命令他趴下，待命扫射。我们告诫其连长，为自己和兄弟们着想，火速上来谈判。

　 敌军被我俩镇住了，事情完全按照我俩的意图发展，我俩一前一后，押着一连俘虏，上了公路，去追赶大部队。

　 若没有敌军兵败如山倒，我军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若没有群众的通风报信，使我俩知己知彼；若没有我党我军的宽大政策；两个文工团员，岂是七八十个荷枪实弹的敌人的对手？

　 1949年5月，新华社播发了《一个浆糊筒俘敌一个连》的战地通讯，报道的就是王河和我的经历，我俩也因此荣获“特等战斗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