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一个夏天,我随父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就读,那年我上三年级。
杨老师四十几岁的样子,瘦高个,脸膛黝黑,挂在嘴角的浅笑总不会隐去,好似所有人都曾给过他恩惠一样。后来听人说,他的出身不好,读过大学,半路上被清回家了。要不是公办老师养病,代课的差事做梦也轮不到他。我心里大概受“阶级感情”的驱使,就老想找茬儿给这个至少他父辈曾是黄世仁们的黑大个儿点颜色瞧。但他那脸和蔼却使我生不出刻骨的仇恨。
有天下午,已到了课外活动时间,男孩子打打杀杀的恶癖让不羁的思绪早已飞向往日酣战的河滩上,杨老师还不厌其烦地把课本上没有的ABC写下来让大家认。终于,我“噌”地在课堂上站起来:“老师!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广播里讲的你没听见,你还是学习好了才知道该讲啥吧!”
杨老师哑言,脸僵得蜡像似的,嘴角那不曾消淡过的微笑渐逝了。我很开心,几句话就把他震傻了,我站在那里俨然成了“反潮流”的宠儿。他一直沉默着,深邃的目光投向窗外那缕斜阳洒下的淡光。
“下课了!”我替他宣布,一挥手,就吆喝那帮泼皮孩子欲上“疆场”。临出门,他冷着脸让我留一下,我蓦地像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满脸通红,索性一横心,看他到底有哪般能耐。
“多学点本事,啥时也用得着!”他轻轻拍拍我的光头。
我甩开他的手:“照你说,那些大字不识的贫下中农是不是就没本事了?”
“本事不是生来就有……”他罗列出一大堆我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和名言来,大有说古道今的味道。
“别说了!”我极不耐烦地给他刹住话头,“上边有文件,师道尊严早臭了,现在还不是地富反坏教育红小兵的时候!”我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道,小眼睛瞪得像枪口。他真是不堪一击,我从肚里随便倒出几句,那瘦削的脑袋就耷了,他叹着气在地上转圈儿,脸憋得发紫,却一句话说不出。他的狼狈让我窃喜了好几天,就忍不住告诉了爸爸,没想慈父听了大怒,追着揍我,几日没用好脸看我。我真气不过,就把恨全记在杨老师账上。
忽一日,喝生水的结果让肚里生出许多蛔虫,我疼得要死。父母不在家,村里又没医生,我哭了,才知道自己远远不是个男子汉。杨老师来了,拎小鸡似的背上我,朝公社的方向就跑,到医院有十几里的山路。我昏昏沉沉,只听到老师的喘息声像山上的风……住了几天院,听爸爸说,杨老师为送我,双腿让路旁的山枣树刺得血糊糊的。我鼻里让水呛了般难受,心里还是不明白他这是为啥。
我回校时,公办老师病愈,杨老师的教学生涯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