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时零5分，胡长清被提出监号。在进入那间临时布置为法庭的普通会议室时，他的脚镣被卸下。进得门来，只见一审审判长和两名一审法官端坐正面，公诉人与法庭书记员端坐两侧。审判长示意胡长清坐在屋中央的椅子上，四名头戴钢盔、佩带绛红色“执刑”袖章的法警随即站到了他的两侧与身后，气氛倏然有些紧张。

　 审判长宣读完最高法院的刑事裁定书，让书记员当场向胡长清送达这一裁定。于是，胡长清从座椅上站起来，走到书记员面前，收下裁定书，并在送达文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时，他还不忘写下两行认为裁定书没有体现政策，他不服裁定的意见。然后，他回座位上。

　 审判长又说：“胡长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对你执行死刑命令，本院根据最高法院的死刑执行命令，今天对你执行死刑，对刚才宣读的最高院的复核裁定，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向家庭还有什么遗言需要交待，还有其它什么事需要交待？”

　 胡长清对这最后时刻似乎也曾有过思想准备，因此，他清了一声嗓子，神情凄惶、语言低沉地说：“我说这么两个意思。我很遗憾，我犯了重罪，罪不容赦，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罪行严重。第二，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罪行严重，我就走了一个坦白从宽的道路……”

　 审判长打断说：“这个问题你过去阐述过了。”

　 胡长清不甘心地说：“我讲明，从中央审查期间，9月29日之前，我基本上交代了所有犯罪事实，事后在中央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我又进一步主动地交代，我想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这应该有体现，刑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虽然没有法定的但有酌定从轻的情节，可是，没有得到体现。我想即便是最高法院裁定我死刑，但这个话我要说出来。”

　 审判长又问：“还有什么要说？”

　 胡长清说：“第二呢，我想家里嘛，前天家属来了，谢谢组织的关心，就是希望组织上能够照顾到我的家属，照顾到我的两个没有成家立业的孩子，在财产没收的时候，因为有些财产涉及到夫妇两个人，我相信法庭能够照顾到我的两个孩子，一儿一女还没有成家立业，我还有95岁的老母亲，还有一个岳父一目失明。这个，家里交给了组织，我相信组织能够考虑我家里实际情况，在没收财产的时候，给我家属一部分，给我孩子、赡养亲属一部分，这是法律规定的，请实事求是地给予关照。既然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最终审的裁决，我也只能如此了。就是请把家属给我安置好。我就讲这么几个意思吧。”

　 稍停片刻，胡长清又问：“这个裁定书给家属吧。”

　 审判长说：“你先拿着。”

　 这时，法警和工作人员准备给胡长清上绑、拍照、验明正身。胡长清在不得不接受这死亡现实的同时，仍心有不甘地问审判长：“哎，院长，我还写了一个给中央领导的信和我的申诉寄给最高法院院长，今天应该收到了，不知作何处理了？”

　 “知道了。好吧。”审判长回答。

　 给胡长清上绑时，胡长清用手抹了一下头发，因为他头顶微秃，常有梳头的习惯，用旁边的头发遮盖已有些光秃的头顶。在一旁的看守所副所长赶紧找来梳子给他梳理一下头发，胡长清感激地说了一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