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能说说因为什么原因《鬼子来了》不能公映吗？

　 姜文：我要多说就可能通过不了（笑）。可我觉得大伙儿很关心这个片子，想能早点儿看到它。《阳光灿烂的日子》一共修改了11个月，《鬼子来了》到现在只修改了7个月，还没赶上它呢，所以我觉得这片子还有希望。

　 记者：似乎你的影片总是难产，那会不会影响你以后找投资商呢？

　 姜文：我已经拍了16年电影了，我的第一部、第二部片子，就碰上了审查的问题，于是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呢：有一年在一个电影院同时放映我不同时候拍的四部电影，各种海报挂在那儿，用你的话来说就是“难产”。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大家能看到想看的电影”。我们应该有个电影法，明确规定一些事情，因为媒体有时候也会受到各式各样的限制，只能报道某一方面。比如有种说法：“他偷着把影片带出去”。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知道，影片是不能带出去的。电影节发邀请是发给制片人，制片人需要填表回复，电影节上才可以放映。谁也不可能偷偷带着片跑，这是个常识问题。

　 记者：王朔说过“能通过的影片都不是好影片”。这句话也许可以理解为对你的恭维，或者是对《鬼子来了》没有被通过的安慰？

　 姜文：我想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不能通过的影片所触及的问题比较多，所以会相应引起一些麻烦。但我觉得有些问题交给观众会更好。中国电影的问题在于电影人的素质没有观众的水平提高得那么快，因此我认为，有些问题交给观众自己去看、去认识，可能会更好！不要对观众那么不放心。没有什么电影会对民族有危害、甚至对社会有危害。如果真的有，我想观众会拒绝的。

　 记者：你会通过自己的影片对观众进行引导吗？

　 姜文：我从不引导。观众对某部电影的认识可能今天是这样，十年以后可能又是那样，完全不同。我小时候看的《平原游击队》、《地道战》，看得如痴如醉，词儿全能背下来，但现在看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所以我怎么引导啊，我不能引导。

　 记者：你现在的主要精力放哪儿呢？

　 姜文：我主要精力放在“活着”上。我想知道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还可能去哪儿，我的现在和周围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我无法用一句套话解释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