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现象早就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引发了一连串的大大小小的议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由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中,浩然的《艳阳天》名列其中,消息发出后,《艳阳天》入百强这一事件被一些批评家所质疑。
浩然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他曾有过辉煌,不过舆论界早已对他的辉煌提出质疑观点:浩然在“文革”期间曾以图解“极左”为使命,响应“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而创作了《艳阳天》,后来到西沙群岛炮制为“四人帮”服务的《西沙儿女》。1974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四人帮”写作组关于《艳阳天》的长篇文艺评论,称“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是在我国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这部小说,以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深刻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沧海桑田,时过境迁。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很多人指责浩然是“御用写作”、“大批判写作”、“代圣人之言”,说他的小说是违背生活真实和民心的假小说。我觉得,这样说,虽然尖刻了些,但并非没有道理,这并不意味着对一个作家的全盘否定。其实,在当时,像郭沫若等一批大作家或多或少地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多人写了图解政治的文章。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如今,大是大非问题已经搞清楚了。为此,我们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年,一身正气耿直无私的彭德怀上书直谏,如实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结果呢,惨遭厄运。一个“横刀立马”战功赫赫的元帅,就这样陨落了,令后人痛惜不已。当然,反映实情坚持实事求是的不止彭德怀,还有许多人,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大多遭到了厄运。作为一个作家,却把并非艳阳天的环境写成了艳阳天,把并非金光大道的道写成了金光大道,以假乱真,给人以假象,作者应该承担责任的,这是起码的道理。人的能力有大有小,作家的水平有高有低,但不论大作家小作家,都应坚守良心,主持正义,特别是要尊重事实,一是一,二是二,指鹿为马那不是真正作家应该干的事,作家违背良心,违背事实应该说是一个悲剧。那个悲剧的时代结束了,我们期望悲剧到此为止,只要个人能尊重历史反思自己。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浩然竟然至今对当年的创作道路“不后悔”,也至今认为《艳阳天》、《金光大道》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正确的。这样给人造成了疑惑,浩然怎么如此善恶不分、黑白不辨,正气何在?良心何在?这比当年创作《艳阳天》、《金光大道》时的心态更为可怕,当时浩然不慎被人利用,而如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极左,这就不能不让人起疑了。浩然不认错,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只有浩然自己清楚。不过笔者有三种猜想。
其一:浩然从心里认为“文革”是正确的,“极左”也是正确的,与此有关的作品是正确的、不朽的。
其二:浩然认识到“极左”及“文革”是错误的,但认为在当时写出那样的作品并没有错,时代是时代,作品是作品,“四人帮”是“四人帮”。《金光大道》是《金光大道》、《艳阳天》是《艳阳天》。其三;浩然认识到“极左”及“文革”错误。也认识到自己的作品有严重问题,但觉得自我否定岂不丢了面子,或由于其它考虑,而干脆不认错,就是不服,别人爱咋说就咋说。
依我看来,无论浩然属于哪种情况,对浩然都是“自残”。
我不赞成对有争议的作家进行封杀,假如作家出了错就一棍子打死,这不符合“双百”方针。但我认为文坛必须要明辨是非,黑白分明,不管你是谁,在是非面前都不能含糊,假如没有是非观念,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可怕的,我想浩然先生也不会希望世界变得可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