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后发优势

　 “后发优势”有其特定的含义，指的是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后发”国家少走弯路，后来居上的情形。所谓“后发”亦称之为“后发展”，是相对于“原发式”或“早发式”现代化而言的。在世界历史上，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自发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板，没有外来的压力，一切都凭借着社会的自然演进，因而社会发展呈现出缓慢、渐进、稳步、和谐的特征。而所谓“后发”或“后发展”则是指那些受原发现代化国家影响主动或被迫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为数众多的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当代“后发展”，也有人称之为“第四代工业化”，“发生在20世纪后半期，主要是那些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南亚诸国、墨西哥、巴西以及南斯拉夫和中国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现代化的“后后来者”，其发展往往是由于外在环境的逼迫和挑战，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有“原发式”国家作可资借鉴的样板，社会发展主要是通过政府有计划地推进来实现的，因而表现出自觉强制、快速突进等特征。“先发”与“后发”的区别，就如英国著名学者布莱克指出的，率先推进现代化的社会，在许多领域都是航道畅通的，因为它们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咀嚼现代因素，并循序渐进地吸收它们的影响，而“在后来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中，这种挑战越发来自于外部，因而转变来得更迅速、更突然。”换言之，“先发”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过程，“后发”则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自觉过程，也就是说，“后发展”实质上是发展的自觉赶超或跨越。

　 与先发展相比后发展有其特定的优势，因为，后发国家可以直接吸收和利用世界最新文明成果，可以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可以避免发展的盲目性，简言之，后发可以少走弯路。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俄国托洛斯基称“后发展优势”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用以暗示一个不发达的文明具有发达文明所缺乏的某种进化潜势。他说：“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容许甚至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这就使发展不必重复发达国家的全部过程，而是以跨越的方式直接指向最先进的领域。

　 对“后发优势”进行充分论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格尔申克隆。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飞跃一旦开始就越猛烈。此外，与倾向于大规模工厂和企业的强大潮流相联系的落后程度越高，成立各种级别的垄断性协议也就越容易。最后，一个国家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是有可能按某种有组织的指挥前进。”正因如此，后发展国家能够从人类的福利和幸福的角度，选择那些使他们能够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果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教授指出：“现代化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

　 二、“后发”何以具有优势

　 综观世界文明史，一度领先者衰败下去，原来落后者后来居上的事例并不罕见。但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即在世界一体化、生产和交往日益国际化的条件下，后发优势才能够充分展现出来，后来居上也才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格尔申克隆把后发优势概括为主客观两个方面。从客观上看，落后国家发展起步具有特定的优势。一是先进技术条件的存在。落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有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二是资金来源的优势。由于国外存在着资金富裕的地区，落后国家就可以依靠引进外资解决辅助起步阶段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从主观上看，“后发展”所拥有的较高自觉性，也是其具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后发国家往往通过政府的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发展目标，发展是自上而下的依靠国家强力推进的，这就使后发展国家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

　 生产的国际化和普遍交往使落后国家的发展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它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采取优化的赶超发展战略，跳跃式地步入较高的发展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后发展”是由于人的自觉选择和设计而导致的发展，是发展的一种先头形式。

　 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发展后来居上的事例随处可见。德国是现代化的“早期后来者”，德国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近200年。在19世纪中叶，德国仍是一个农业国，产业工人只占全部人口总数的2．98％，社会结构处于不平衡和多重混杂的格局。但因其后发性，德国的发展在借鉴英、法、美的基础上少走了许多弯路。从1870年到1913年，德国重工业在短短40年间远远超过英国，在1910年工业总产值仅次于美国列居世界第二。日本虽然从明治维新时起，经济就已开始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二战之后，盟军接管日本，对其实施了废除专制制度和经济民主化以及农村中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措施，使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从1955年开始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55年到1970年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换回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并在15年内使其科技水平赶上了最发达的美国，节约了三分之二的时间和十分之九的研究资金，到70年代中期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实现了发展的跳跃。从1820年到1992年期间，日本创造了人均收入提高28倍的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

　 从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用了20多年的时间，追赶西欧国家，由贫穷落后国家或地区一跃为世界先进国家或地区。格尔申克隆把亚洲新兴工业经济群（ANIES）的发展模式称之为“追赶模式”。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成为当代“后发展”的典型。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人均GDP在1960年仅为500美元，1986年达到人均6980美元，而到1992年已达到16507美元，新加坡由此从一个落后小国转变为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家。新加坡的成功不仅表现在经济的跳跃上，而且还表现在政治、文化方面。

　 当然绝不能把“后发优势”绝对化、片面化，不能以为只要落后，就能实现后来居上。甚至认为越落后越好，越落后发展就越迅速。应当看到，极端的落后，会使一个民族或国家丧失最起码的发展条件。在当今发展节奏越来越快的条件下，极端的落后是没有条件和能力把握发展机遇的，只会被发达国家越落越远，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事实上，在现实的发展中，并非所有的“后发”国家都能够很好地把握后发优势，顺利地实现跨越发展的，即使有的国家实现了经济跳跃，离社会的全面进步还有相当长距离。更何况任何发展都必然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效应，“后发展”也不例外。“后发展”虽然能够享受到初始条件的便利，但也必须承担先发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未碰到的困难。由于“后发展”所要追求的是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和正在实现的发展目标，同时又不能简单采用这些先发国家所曾经使用过的手段，这就导致了发展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严重错位，造成了社会发展的两难窘境。这种两难窘境是“后发展”特有的困境，是自觉选择、设计所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

　 三、中国社会的后发优势与跨越发展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而且要从现时代的高度实现发展，这是作为落后中起步的中国社会摆脱欠发达状况，实现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唯一出路。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当今中国社会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工业化，开始步入后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开始自己的发展的。当西方社会早已经在批判、反思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步入后现代社会的时候，现代化对于中国社会还是一个苦苦追求的理想。这种独特的历史背景，使得中国社会面临着发展目标的特殊性以及发展任务的双重艰巨性，即一方面要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还必须迎头赶上信息时代发展的步伐，同时立足于后现代的高度，尽可能减轻现代化进程的阵痛，不走西方以效率牺牲公平的老路。这是时代发展赋予我们的特殊使命。正因如此，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十分奇特与复杂的情形：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现代与后现代的冲突，传统与后现代的错合……凡此种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独一无二的国情，不可能重复发达国家的发展的老路，而必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以跳跃方式实现社会全面、综合的进步。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允许我们亦步亦趋地步发达国家发展之后尘，而必须紧紧抓住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势头和结构性调整的难得机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是要实现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我国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的基础和关键。由于我们正处于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交替时代，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知识经济呈现的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是一种创新性、不重复性经济，发展不再以规模和数量为优势，而是以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为标志，代表着人类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向。这就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在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上赶超发达国家，而且更要在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上迎头赶上。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影响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谁在技术创新上首先取得突破，谁的产业结构提升得快，谁就能在发展上争取主动，有效抵御全球化带来的各种冲击。对于我国而言，必须以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信息高科技发展及其产业化，提高信息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推广应用水平。促进优势产业和具有较高比较利益的产业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而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二是要实现体制、机制的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前提。如果不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后发无优势，反而有劣势。历史上的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就是最鲜明的对比，前者不但着眼于新技术的引进，更注重制度变革，因而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而后者则由于只停留技术层面的变革，变“器”而不变“道”，其失败可想而知。

　 实现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创新，在经济领域通过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既与国际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使我国经济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充满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要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如果完全听任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其结果必将使中国社会永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只有通过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依靠政府对经济适当的、必要的干预，才能使国民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才可能实现赶超先行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当然这种必要的干预与传统计划体制中的“计划”有着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起着培植和部分替代发育不完善的市场功能、克服市场经济盲目性的作用，而不是根本上消灭和取消市场。这种经济体制就是要形成一种既利用市场经济的优势而又力图克服其盲目性，集经济自组织与理性规划为一体的新型经济运行机制。这种新机制的产生本身就体现着对古典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超越的尝试，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快速、高效发展的动力和体制保证。

　 其次，必须实现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换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管理的局部失控，出现管理失范、管理真空的综合现象。这就需要加强社会控制，在经济与政治、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实现政治变革。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避免出现社会失序的状况。因而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必然是依靠强力政府，在保持社会稳定。事实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在保持社会稳定、确保政府对宏观环境控制的条件下进行的，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这也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创新之处。

　 三是要进行文化整合。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生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实现社会跨越式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与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中国现代化面临着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特质的同时，又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工业文明的惰性。如何对待中西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传统文化，又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这的确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令人困惑的文化难题。无论是以“中国文化中心论”为逻辑前提的“中体西用”说，还是以“欧洲中心论”为蓝本的“全盘西化”论，其实质都没有摆脱现代即西化的思维框架，没有走出要么西化、要么本土化的两极思维方式。冯友兰先生深刻地指出：“所谓西洋文化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现代的。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应该看到每一种文化都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地域性，而优秀的民族文化必然在时代性中包含了永久性，在地域性中包含了一般性。

　 因此，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不仅需要把外来的先进文化因素转化为民族文化更新的力量，而且需要通过文化涵化过程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即在现代经济、政治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一切先进文化，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只有在世界历史和世界交往的宏大背景中，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特色与世界潮流的融汇，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四是要发挥好比较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发挥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优势是我国未来若干年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必然是我国实现工业化和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产业。过去20年，我国沿海地区已经显示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新世纪的发展中这一点也绝不可忽略。二是要发挥好各个产业的独特优势。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劳动力资源上，还可能表现在技术、资本、资源、地理、文化等各个方面。基于比较优势调整产业体系，将大大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不追求在国民经济的每一个产业实现赶超，转而谋求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赶超。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展新兴产业，提高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推动战略性产业实现赶超。为了在国际分工中获取较高的比较利益，我们必须选择一些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成长力强、发展前景广阔的产业作为我们的战略产业。三是要发挥好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各个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在资源、技术、信息、管理等方面情况不同，各有优势和劣势。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并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致使原有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通过地区间经济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就必须认识到不同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目标和手段的差异性。就必须用全局的、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地区差距，关注和扶持落后地区发展的同时，继续鼓励和支持先发展地区快速发展。特别是要鼓励经济基础雄厚、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赶超世界中等发达国家。（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