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没有声音，蟋蟀以翅长鸣。”这是何其芳的两句诗，我很喜欢。它的题目是《声音》。我骄傲于我是一个人，不仅有声音，而且有语言：一种独特的，最美的语言，汉语。许多国家用拼音文字，26个字母或略有增减。我们的汉字是单音独立，数千汉字可组成庞大方阵，浩浩荡荡。但有人因其不同于多数国家的拼音文字而惴惴不安，如觉得黄皮肤不能变为白皮肤，黑瞳仁不能变为蓝瞳仁那样遗憾终生。而我不，我以汉语为我的母语而无比自豪。

　 谁发明了汉字？据说是仑颉。《淮南子》谓：“古者仑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了。我奇怪中国人引为骄傲的“四大发明”中偏无汉字，其实它对中国文化以至世界文明的贡献决不亚于“火药”之流。

　 汉字是象形的，声音、形象、意义，综合于一体。“雨”字，对天幕下垂落的雨点有鲜明的“形”示；“伞”字，伞柄、伞骨支撑的伞顶历历在目。“山”字有峰峦突出，“水”字有波浪曲折。一旦形成词语，缀为诗文，最突出的优越性便是精确、传神和音乐感，构成极高的审美魅力和诗性光辉。

　 汉语的精炼、准确和简洁，达到以一当十，弹无虚发的高度。“辞，达而已矣”。孔子此言，便是这种语言观的表述。经典古籍中，如《易经》之说理，《史记》之记人，《水经注》的写景，《诗经》的抒情，均提供了成功范例。“环滁皆山也”，欧阳修只用了五个字，便讲清了滁州周边的多山环境；《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活活画出了塞外风物，千古传诵。在一个生活节奏缓慢的社会，人们何以如此惜墨如金？恐与物质制约有关。文字产生前的结绳记事，毕竟传达不出复杂内容，人们在田间、墙头刻画一“符号”代之，或是文字之始吧，一个象形符号只能表现一点“核心”意思。岂能洋洋洒洒滔滔不绝？那时文字又混不到稿酬，字数再多也徒然。人们便养成节约纸张（竹简），惜字如金的习惯，读者也免受噜苏冗长，枝蔓丛生，读了半天仍不得要领的文风絮叨不已的长处了。

　 仅语言精炼尚不能满足文学性审美要求，神形俱备，以传神见长，才是汉语最重要的优势所在。重视形象，又不满足于形似，不取一五一十流水账似的“求全交代”，重意象，兴暗示，善于画龙点睛地抓出精华，而将其余交给读者“举一反三”，以想象为补充领悟而得，这是很可称道的一点。

　 “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滴水和涌泉的对应，不仅诉诸形象，且是夸张和放大了的。“涌泉”有动感，象征着感恩的激情，便是“神似”性的妙笔了。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说：“语言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它是它的所指，它指示一个具体的事实或对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表述，它描述一种思想。”“所指”仅可达到形似，“表述”便可超越于形，达到作者思想、感情的渗入，传出作者对此事物独特感受的内在精神的“神”了。“语言的极致是思想”，此说有道理，我想，或可延伸为“语言的极致在于人”。“风格就是人”的名言，也适用于语言。一个成熟作家自成一格的语言境界，和他的人格、品性、气质、美学修养、语言习惯是分不开的。作家投入语言中的精神观照或反射便是“神”的源流了，我们的汉语所以具有很高审美价值，便在于历代文学大师在其中输入了他们独特的创意，而逐渐积淀丰富起来的。

　 屈原的《离骚》是他忧国忧民的满腔愁思缠绵悱恻的倾诉，“登阆风而绁马，忽反颜以流涕兮，哀商丘之无女。”这一幅登高绁马，踟蹰反颜的“形”中，隐含了他多少内心的悲痛，屈原灵魂深处的“愤怨”之“神”在其中得到了强烈而又隐蔽的表述。

　 庄子在《逍遥游》中写那只大鹏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种强烈奋飞的形象，这种宏大气度和横空出世的姿态，仅是鸟的形象刻画么？不，这是庄子追踪自由，纵横驰骋天地间的遨游理想之隐喻性表述，“传神性”，可算最佳范例了。

　 汉语的音乐感，不仅表现在诗歌韵文中，分四声，协平仄，讲求韵律，喜用对仗和整齐美，等等，是尽人而知的了，不限于此。在注意内在意境的营造中，十分注意语言布局的整体和谐，内在气质的贯穿性把握，也是一大特色。句式偏短，少用噜苏拖沓的长句，却注意于句式的变化、叠加和错综交织，每能以一种感情驾驭文字，形成气势，有如排山倒海水涌浪叠之力度，造成震撼性的效果。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苏轼的两篇《赤壁赋》，更将江上夜色和人物内心的萧瑟情怀，交融一体，而那种音乐的调子与之形成高度和谐，堪称古典散文中汉语乐感表达得最为精美的“极品”了。

　 双声字，叠句的使用，也是汉语乐感形成的一个因素，《诗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些双声组合几难以释义，只是声音美，却有无可替代的抒情效果：“坎坎伐檀兮”的“坎坎”，好似从深山传出，单调而空洞的反复，渲染了寂寞。“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语音的苍茫与人物情感的无依贴切难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状柳枝拂动时的依恋情态，“霏霏”表雨雪飘飞时的纤弱无依，都很传神，所谓神韵，便是这种境界吧。

　 在古汉语中寻寻觅觅，不觉沉迷，似有怀旧复古之嫌。其实本意不在恋古，而在振新。“五四”以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的主流地位，汉语中注入了新鲜血液，有了更加勃发的生机和活泼多样的姿态。当然也有人视文言为瘫痪“僵尸”，百无一用的“残肢”，不屑一顾了。眼睛专注于域外的“新”与“后”，遂使所写文章颇似拙劣的翻译之本，诘屈聱牙，句法也拖泥带水杂乱无章。新鲜口语，域外文学的语言精华，固需借鉴吸取，母语中的血缘之资尤足珍贵，弃之如敝屣，未免可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古汉语“张目”，区区不尽之意，唯在于斯，岂有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