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出台的10项经济刺激方案,也包含了很多民生方面的原则性内容,诸如加快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城市和农村低保补助等等。你认为,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在民生方面,还需要完善哪些制度建设?
陈志武:中国民间消费太少,原因主要在两方面,第一是老百姓钱太少,政府钱太多,国富民穷;第二,政府开支不受到老百姓的监督和制约,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做三件结构性改革,一是民主制度改革,二是减税、退税;三是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做民有化改革。
不管从历史,还是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今天中国民间消费都是很低的。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8%,政府消费是GDP的16.5%;而今天民间消费只是GDP的37.5%,政府消费是GDP的28%。这说明过去几十年的制度安排,把收入和财富逐步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里,让民间变得更穷,而且支撑这种转移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其次,跟其他国家比,今天韩国和日本的民间消费分别占GDP的52%与55%,巴西民间消费占59.9%,印度为55%,美国最高,民间消费是GDP的71%。
如果要刺激中国的民间消费,应该做哪些根本性改革?经济刺激措施只是对短期经济增长有作用,但是,不会、也不能从根子上铲除抑制民间消费增长的制度基础。所以,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要进行基础性制度改革。
首先,要对政府财政预算进行民主监督,包括公开听证、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制度监督可以减少政府开支的“硬件”投资偏好,引导政府开支往民生倾斜,包括基本医疗保障、社会安全网、基础教育等方面的国家投入。一旦政府在这些领域有实质性投入,可以给老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自己储蓄压力会减少,民间消费就可以被解放。
以2007年为例,巴西政府的教育投入占GDP的5.4%,中国才3%。在其他公共福利上,巴西花在医疗卫生一项上的公共支出就是GDP的10.4%,而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失业救济这几项开支加在一起才占GDP的2.4%。
其次,征税权、加税权必须掌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手中,行政部门不能有征税权,新增税种、税率提升必须经过广泛的公开听证和公众讨论。如果征税权不能卡紧,民间的收入就无法与GDP同步增长,政府拿到的国民收入比重就会继续膨胀,民间消费当然就没有收入基础了。
最近几年的极端情况不说,就拿1995至2007年这更长的12年看,这些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共累计增长5.7倍,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长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累计增长1.2倍。政府收入的增速不被控制住,民间资费的增长当然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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