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期来看，发国债等财政手段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压力不太大。但从长期看，通货膨胀仍有抬头的可能。

　　巨额资金如何筹措？“国家将会调整明后年的财政预算资金，铁路、公路等相关部门的政府收费基金也将纳入其中。”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发行国债

　　在11月14日国新办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新闻发布会上，发改委副主任穆虹称，到2010年底，中央投资安排将达到1.18万亿元。

　　“这1.18万亿元资金，其实是以中央财政为主导，相关部门政府收费基金为补充来解决的。”苏明说。

　　比如交通部门的养路费，铁道部的铁路建设基金，水利部的水利建设基金等，虽然名义上不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但都要用在10项涉及的基建项目中。

　　但是，以目前中央财政的支付能力，支付未来投资能否足够？

　　社科院财贸所财贸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志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自1998年以来，中央的财政收入一直处于同比快速增长的态势，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3.48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而去年一年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5.1万亿元。4万亿支出将达到一年财收的80%。

　　但今年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进入三季度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明显，7、8、9月的增长率分别为16.5%、10.1%、3.1%，10月出现了负增长，同比下降0.3%，其中，中央财政收入2776.38亿元，同比下降8.4%。

　　“受经济增长放缓、企业效益下降等多重因素影响，明年的财政收入压力将继续增大，因民生和基建投资的安排力度加大，财政赤字率将上升很快。”苏明说。

　　在财政出现紧张状态下，缩减财政既往的支出可能是策略之一。比如，中央最近削减了部门公用经费，如出国经费等，转移用作扩大内需。

　　但仅靠缩减是非常不够的。发行国债可能是比较便利的选择。据德意志银行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为了保证GDP增长8%的速度，中国明年财政或许会出现4000亿左右的赤字。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

　　财政部副部长王军在14日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称，1.18万亿元资金可以肯定地说这会影响到2009年乃至2010年的预算，但规模在可控范围内。据了解，中国一直实行年度国债余额管理制度，这也意味着今后两年的国债余额将扩大。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0年起，国债发行总量呈现出逐级上升势头。2005年超过7000亿元，2006年为8883亿元，2007年由于发行了1.5万亿的特别国债，全年国债发行量达到创纪录的23483.28亿元。

　　“为将未来几年的对财政的影响降到最小，10年左右的中长期国债将加大发行力度。”苏明说，中国今年的长期国债发行规模为300亿，之前几年也在500亿至800亿之间。10月30日，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人民币。

　　但发行国债，货币资金将被回收，市场流通的货币量下降，对私人部门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

　　货币增发

　　发行国债之外，增发货币也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个方法，但由此可能会带来的通胀效应，成为增发货币的困扰。

　　“增发货币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一旦货币当局在银行贷款中把关不严，贷得过多，就会导致货币发行的幅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苏明说。

　　中国目前的货币增速过缓，成为增发货币的理由。从去年10月起至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一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今年10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速连续第五个月走低，狭义货币量M1余额同比增长8.85%，货币增速已连续六个月走低。

　　另外，央行独立性是制约因财政扩张原因而增发货币的最主要理由。“自1994年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以来，我国的财政透支制度已经不存在，即财政部不可以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要钱。我国的货币政策是相对独立的。”杨志勇认为。

　　因此，从短期来看，发国债等财政手段对通货膨胀形成的压力不太大。但从长期看，通货膨胀仍有抬头的可能。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增长速度，过量的货币发行必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并带来恶性后果。

　　“过量增发货币，一般只有在所有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不起效用的时候，做最后一搏。这次扩大内需完全没有必要这么做。”杨志勇认为，中央银行最首要的任务是以本国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市场经济最主要作用是资源配置，而货币起价格信号作用，一旦币值不稳，会带来无法制定政策的后果。

　　地方可能增加非税收入

　　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中，第九条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据国务院十项措施中解释，增值税转型将减轻企业负担共1200亿元左右。

　　但在扩张性财政的压力下，减税很难持续。“财政收入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减税要量力而行。就拿增值税改革来说，目前房屋建筑和汽车还不能抵税。”杨志勇说。

　　“我国的税收制度改革，向来不是以减税为目的的，而是要发挥税收的作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苏明说。

　　据他介绍，未来两年国家将加大税收结构的调整力度，目前摆在税收出台日程的有燃油税、资源税和城建维护税等。

　　此前，中国政府多次表示燃油税将择机出台。目前10月份的CPI为4%，物价处于下行通道，国际油价从每桶140多美元的高位一路下跌至每桶60多美元。在这一时机出台燃油税，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不大，很容易被民众接受。

　　大规模减税不可能，但大规模增税也同样不可能。地方政府的各种非税收入却有可能抬头，增加企业的负担。据杨志勇介绍，越是发达地区这种非税收入越多。比如此前地方政府卖地的收入。

　　此次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投资来源，不仅在中央层面，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也占了重要部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这4万亿元投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金融系统贷款和其他来源资金(包括可用的国外资金)的总和。

　　据杨志勇介绍，目前地方欠债严重，且债务情况如何尚不清楚。地方的各种直接显性负债、直接隐性负债、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交错其中。财政部已将一份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提交国务院。

　　地方政府本身债务缠身，如何能拿出钱扩大内需？“地方很多债务不是需要立刻偿还的，并不影响其适当投资。”苏明认为，中央投入一部分钱，将带动地方投资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拉动地方的GDP增长，在房地产市场不再起支撑作用的状况下，地方政府很愿意投资。

　　而调动社会资本将是未来两年的重头戏。自国家公布扩大内需的10项措施以来。发改委所处的北京三里河地区旅店迅速升温，挤满了全国各地来询问项目的投资者们。

　　“今日的财富聚集状况非1998年时所能比，一部分手中有大量资金，一旦政策引导到位，这部分钱将迅速集结。”杨志勇说。

　　这些年政府对投资已经建立了一套奖补机制，比如投资补助，一个1000万的项目，政府投资100万至200万，地方政府再出一些，带动效应就起来了；还有贴息的手段。比如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是5%，政府贴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