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一个春雨淅沥的下午，在我家新华路的老屋。室内暖气将尽，窗外绿满枝头。在铁观音香气的袅袅上升中，我们促膝长谈。四十多年的岁月在眼前流逝，一代人的生命走向又一个新的阶段。

　　张胜，一个在中国油画界很响亮的名字，也是我几十年交情的老友。当年由于家境贫寒，他过早地承担了成年人的强体力劳动。学画更有一个特殊的艰苦过程。无论风霜雨雪、酷暑严冬他从来是笔不离手。无论骑车多远、时间多晚他都是满怀激情。他热情助人，朋友的事情从来是有求必应。到单位帮我搞宣传还像昨天的事......见面后的张胜不仅热情如初，而且充满活力。交谈中他向我诠释了他多少年来坚守的艺术信仰，倾吐了艺术道路上的苦辣酸甜，坦言了对时下艺术市场判断，当然，也展示了他最新的一部分作品。在欣赏与赞叹中，我也对他一个人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四十余年的坚守和信念，感到了敬佩和震惊。

　　崔：说实话，当我们一见面聊天，我就会想起我们二十来岁在一起的时候。那时我们在一宫的创作班上课，到津郊的农村写生，为我们运输场画宣传画......那时候我们真年轻啊！四十年一瞬间，你觉得找到了当年苦苦寻求的道路了吗？

　　张：我觉得一直是跋涉在当年选定的道路上。四十年来，我一方面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上了专业道路；然而无论人生荣辱兴衰，我也都坚守在这条道路上。我承认绘画需要天赋，但是就我的深切体会，艺术更在于坚持不懈地努力。有时甚至是一连几十年。我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靠生理本能学习绘画的。在大自然中得到灵感和力量，从而使绘画逐步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因此，我至今一直像当年那样地面对自然。无论风霜雨雪、喜怒哀乐。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感到庆幸，即使时光可以倒流，我的选择也不会改变。

　　崔：我记得你的专业创作是在文革时期起步的。在你刚到出版社的时候，画了大量的宣传画，几乎贴满津城。这对你后来的艺术创作道路有什么影响？到了九十年代，你又到美国的画室进行绘画创作，这在你的艺术发展又起了什么作用？

　　张：我的绘画创作的确开始于政治任务、命题创作的时代。从学雷锋到配合最高指示，三两天就出一幅作品。实际画的时间有时就是一天一夜，三天之内已经贴到大街小巷了。画连环画到山区体验生活，速写本都画满了。这种创作方式有比较简略、粗糙的一面，也有火热和深入现实的一面。特别是在我们那时已经接受的写实画派的影响，都比较注意造型基础。这对于我以后的道路还是一种比较好的铺垫。我那时的业务是美术编辑，但是依然保持了我作为业余作者时候的勤奋。夏天顶着酷暑去画写生，冬天也不怕零下二十度；大雨里打着伞也画，到了灯下就画水粉。那时候也很年轻，真有点不管不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的改革是和政治、经济国际化同步的，这是历史的进步，原来封闭多年，突然地开放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和活跃。虽然我们经历了计划经济，保留了一部分文化发展的计划性，比如文化行政部门和组织美展，但是文化创作的空间还是空前地加大了，人们“请进来，走出去”，对于不同流派和风格的作品也增加了宽容和理解。于是一批发自作者内心的准确表达作者的社会观点和见解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这个创作繁荣的新阶段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尽管也还有一定的不尽人意之处。

　　崔：关于后一点你可以具体谈谈吗？

　　张：国外特别是西方艺术家最讲究崇尚个性，于是在不同时期也就产生了不同观念、手段和表现形式的艺术家。借鉴汲取他们的创作经验和手法，对于我们来讲不仅是有益的，甚至还可以说是必需的。但是借鉴不是抄袭，更不应对某些打着前卫旗号的摹仿之作无限度的吹捧。比如你可以借鉴勃纳尔的色彩、理解小弗洛伊德的冷漠、欣赏埃贡.希勒的变形，但是不应当一味地模仿或者是极端化。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对这类作品的极端炒作，通过金钱和媒体把这些“老百姓不喜欢，专家看不懂”的假冒伪劣之作抄到了天价。对于这种把艺术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我认为它是属于泡沫文化的范畴，它和曾经有过的泡沫经济一样的相互作用。至于随之而来的某些创作者的钻营、兜售自己甚至生活放纵更属于等而下之了。这种做法再加上某些收藏家的附庸风雅，盲目投注，就更造成了艺术市场的混乱。

　　我认为作为艺术家要认识自己的使命、本职，艺术追求甚至是一辈子都未必成功的事情。但是要相信时间会检验艺术作品的价值。某些人靠抄袭外国人的手法一时得逞，得到了意外的好处，但毕竟会被历史淘汰。

　　崔：据我了解，你的作品进入市场还是很早的，而且成绩斐然。九十年代初你的油画《陕北人家》在香港展出时就被收藏家高价收买。但为什么后来你的作品却没有更多地出现在艺术市场里？

　　张：1991年香港的“中国油画风情大展”是一个名家名作云集的大展。我标明为“非卖品”的《陕北人家》最后被人以12.5万元港币的高价收买，也确实引起了一定的轰动。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类似风格的作品继续进入市场呢？我的想法是不要重复自己。那幅作品仅仅是自己在探索中的一次实践，不应成为最终的模式。如果我依照那种样式“成批生产”甚至就是“克隆”一批《陕北人家》，估计会有经济上的收入，但那只是艺术创作上的重复。我认为艺术作品总要有新的内容，无论是油画语言的应用还是深层次的精神内涵，都需要不断地创新。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我更注重作品形式和内容的不断探索，至于是否立即进入市场以至获得效益倒不是我最关心的。

　　崔：是否可以说一说你以后的探索方向？

　　张：深入生活、关注社会一直是我艺术创作的方向。我觉得时代的艺术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把握时代的脉搏，再加上富有个性的艺术语言，才会创作出好作品。必须宣扬作品的积极、向上、美好和真实。我不欣赏只是在自己的狭隘的精神世界里“悲悲惨惨戚戚”表现阴暗、残破甚至血淋淋的所谓个性艺术家。那是一种“痞性文化”。人类的某些弱点和本能也不是不可以表现，但是都不要夸张到不适当的地步。

　　我曾多次到陕北、西藏等地采风和深入生活，甚至大年三十踏雪几十里来到老乡家里过年。不夸张地说，我的画是带有泥土气味和百姓心声的。我的《吕梁歌》、《西部阳光》、《黄河》都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民风民情的。藏族同胞的纯朴、热情和真挚，更是感染和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

　　我所在的天津市改革开放以来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无数座新楼拔地而起的现实，还有老城区的逐步消逝。这个变化使我感触很多，于是就创作了“告别老宅系列”。我用绘画记录了行将即消的旧宅和老屋，在作品里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这组作品所反映出的人文景象，引起了许多带有怀旧情绪人们的共鸣。我还有一个“教堂变迁系列”，表现的是天津著名的西开天主教堂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我在不同年代的冬、夏、雨、雪甚至地震之后，都画了教堂，实际也体现了社会的变迁。有一幅远景是现代建筑的教堂画引起了有人的“不协调”之说，可是我认为，艺术作品还是要反映现实，生活中有了传统和现代的并列甚至冲突，也不要回避和修改。艺术创作要求我们老老实实的开拓自己的道路。在这里走捷径、“短平快”都是无济于事的。在多年来的实践中，我一直是用心和情感来创作的。

　　崔：通过光盘使我重新看到了你当年的许多速写，又好像回到了青春激荡的岁月。无论是海河边的夕阳还是津郊的雪景，都使人亲切无比，那些文革中游行队伍的画面，也许还有历史见证的价值。多年来，我一直觉得你拿起画板就到了你最快乐的时候，哪怕是废寝忘食。

　　张：你说得很准确。一拿起画笔画写生，我就忘记了一切的烦恼。特别是画雪景更有激情。随着雪花飞舞，城乡都披上了素净的银装。它带走了污泥浊水和喧嚣浮躁，整个世界都宁静了。我爱雪，更爱在雪里画雪景，当时有一种回到自然的心态。 而且也看到了一种色彩的极度的和谐。应当说，色彩和谐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美感。人们通过优美的作品感受时代、净化心灵。

　　崔：当初法国枫丹白露的巴比仲画派也是这种心境吧！我觉得你是一个艺途苦旅的朝圣者。说说你崇敬的画家好吗？

　　张：艺术家的追求是毕生的事业，也许一生也未必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那些大家的作品和人格却在影响和鼓舞着后人。齐白石、黄宾虹都是这样的大家，齐还没有任何学历，但是我觉得美术也许是最不讲学历的一个文化领域。艺术家人生的坎坷和磨难，也都成为艺术家才智一部分。梵高如果衣饰无忧、富贵终生，我们就不会看到那些震撼人心的向日葵和星空。我们天津的大家梁琦老先生一生坎坷清贫，可恰恰是他的苦涩经历造就了他的大才。他是当今天津最有价值的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