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于1957年调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时，我正下放农村劳动。待我在校外转了一大圈回到历史系，已经是1960年年中了。

　　见到一位陌生的老师，总是那么衣着整洁，腰杆笔挺，言谈举止不紧不慢，端庄方正，有时还稍显笨拙，多少感到有些新奇。接着，就听到不少传闻。说是这位郭先生好不清高，非本组同事绝少来往，礼貌而又矜持；而且孤傲，他写的历史词典条目，竟不容他人改动一句一字。听到这些，颇为惊异：从什么时候起，“清高”竟成了一种毛病？“清”不好，难道要“浊”不成？“高”不好，大家都“低”在一起就好了吗？跟种种鸡零狗碎的亲亲疏疏保持距离，不参与家长里短的叽叽喳喳，有什么不好？在那个“无知无畏”的年头，我没有恭逢本系师生共编历史辞典的盛举，却也在别的大学参加过师生“合著”大学教材。其时，一位青年学生就坚持要在“巴黎和会“一章加上“狗咬狗，两嘴毛”这样的生动判语作副标题。于是我多少能够想象，对历史人事未识深浅，遣词用字又不知轻重如我等，会跟老先生们怎样地冲撞。郭先生竟甘冒众怨，如此执着和率真，不由我不怀有一丝默默的敬意。

　　跟郭先生首次直接交谈，还是在两三年之后的一次高考阅卷的午休时间。此前不久，在电影院看到一段插映的古巴短片，说是表现美国社会景象的：繁华大道背后是穷街陋巷，爵士乐怪声怪调刺耳揪心，警车呼啸而过，不时划过一声凄厉的枪声，直让人看得心惊肉跳。这就是美国？我问郭先生，你在美国生活多年，那里究竟是怎么样的？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浅浅一笑说道，我在美国认识不少人，也有一些朋友，他们都是一些很好的人。我听懂了先生的坦诚和谨慎。在那个年月，就一个敏感问题，对一个平素交往绝少的青年教师能讲到这个份上，我很感念先生的信任，更钦佩先生只说真话的勇气。

　　我之所以对这件小事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不久之后，一个更加荒唐的年头到来了。我缺少防人之心，交浅言深，于是屡吃苦头，这时就常常想起先生的沉稳和含蓄来。

　　至于那时已有四五十岁年纪的先生们，一言不慎，就会招来不测之祸，一念之差，也可陷自己于不义。1966年8月4日傍晚，先生突然被一批学生扭到历史系，他们说他在下午的全校狂飙横扫之后竟无半点悔罪表现。要如何“表现”才算“悔罪”？要立即灰头土脸，弯腰潜行，急急如鼠窜；先生却怀着一腔不解和愤懑，难以排遣，踱进长风公园，徘徊良久，于是路遇了这批革命小将。施虐者要以被虐者的痛苦取乐，尤其渴求以被虐者的卑怯和下贱来证明自己的强大。郭先生却以一个弱者的凛然自重，拒绝给予满足。在被一再按头逼问中，先生只是发出了一声浩叹：“上有苍天，下有黄土，中间有良心！”我当时在场，这一幕至今还历历在目。我注意到，从那时开始，直到“文革”结束整整10年中，先生始终如一，衣着还是那么整洁，步履还是那么沉着，腰杆还是那么笔挺；既不必金刚怒目故作姿态，也没有低三下四自我践踏，更绝不为趋附邀宠去落井下石，没有一天，一时，一刻，出现过一丁点下贱相。在那个岁月里，能十年如一日地自爱、自重、自尊，需要有怎样岿然的精神定力和人格坚守呀！

　　这种精神定力和人格坚守，所来何自？多年来我尽管怀着一份默默的敬重，但跟先生并没有很多交往，对他的经历和学养更没有深刻了解和直接感受。1971年夏秋，郭先生也来到大丰“五七干校“，才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或许先生是以为我这个人心眼还不坏，对我的许多轻率和浮躁的表现又怀着一种长者的宽厚，因而在交往中绝少避忌，让我感受到了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真实境界。

　　同在干校的蔬菜班里种菜，也一起二次下放到农村生产队里秋收秋种，同住在一家农户的堂屋里；还曾跟另外三位教师一行五人打起背包，去大丰、盐城一带的村镇做社会调查，时近一个月。在总共半年多的时间里，先生依旧言语不多，一切都处之泰然，淡然，有所交谈，也大多只关乎眼前生活和劳动的日常事物，不过，有几件事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

　　劳动间隙休息时，先生喜欢独处，放下农具，重重地吁一口气，站到河堤高处放眼远望。有隐痛？有心事？不得而知，更不便唐突多问。有天，几个人坐在宿舍门口聊天，我说到一位干部如何前后不一，努力揣摩上意以保证总是站在胜利者一边。先生突然从旁插上一句：“这就叫巧宦。”我说了一大堆，硬是找不到这么一语中的概括。

　　在步行走访中，我们究竟获得多少理论印证，已经很惘然了，倒是跟先生一起欣赏农民杀猪、做豆腐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位屠手缓缓地走进猪圈，突然弯腰一抄手，提起了那头肥猪的一条后腿，像推小车那样让猪乖乖地走到场地中央的作凳旁边，帮手过来猛然抄手提起同侧的一条前腿，“嗨！“的一声，已把它侧躺在作凳上，随即刀进血出，不到半个钟头，那头大猪已经在烫水大锅里褪毛，开始露出红润白净的本色。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先生和我看得啧啧称奇。

　　灯光昏暗的豆腐坊里豆香阵阵，热气腾腾。一位点浆师傅俯在大木桶边上，一手举着小茶壶向桶里慢慢滴注盐卤，一手拿把小铜勺在浆桶中轻轻划动，让浆液匀匀地流转和翻涌。滴注完毕，桶口蒙上白布，就惬意地坐在一旁静待浆液自然凝结冷却了。活做得如此平静精巧，先生同样看得兴味盎然。我觉察到在先生少言寡语平静淡定的表面之下，始终涌动着一种对是非善恶的强烈爱憎，时时饱含着一种关注生民的悲悯情怀。

　　我们都曾经注意过先生写字，常常是举笔在纸页上方摇动有顷，才落纸写上一行，字字如斧劈刀斩。先生常说，史家之笔重千斤，一字之微，都要经得起再三推敲和考验。他的著述和译作，总是那么简约清朗，读起来时时感到一种凝重典雅之美。对于那些信手挥洒，摇曳多姿，细细一想却疑点重重的“才子”之作，先生常要哑然失笑，如《李白与杜甫》。至于那种以来历本就可疑的社会名声或权势资源来救济学术之穷困者，先生更是表示不屑，却也有些许无奈。

　　我也注意过先生读书，翻到上次读过的那一页，目光慢慢移动，好长时间，才翻过另一页。在我有限的见识中，先生是这样读书的独一人。我想，这或许就是“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古训吧。慢慢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在跟先生常常是短暂而随意的交谈中，会不时听到先哲的名言隽语。“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这副真情激越的明志之联，最早我也是从先生那里听到的。把书读到心里去，从来不把做学问只当作谋生逐利的敲门砖，而是首先把它作为完善人格，进而昌明文化的不二途径；学问，在先生乃是一种生命信仰，立德、立功、立言三者融为一体，功业可有大小，其志则一以贯之。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表里如一，内外通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