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感觉就像剥去身上最后一丝布条，整个人赤裸裸地站在了大街上。当下，什么都流行，就是不流行诗，倘若谁还在谈诗，谁似乎就是不合时宜的人。

　　而我们却在2007年初的一个晚上，在一家档次不低的酒店里，谈了诗，并且缀补了一个已经比较遥远的诗的旧梦。

　　那天晚上，我们有10个人相聚在一起了。这10个人中，有公务员，有商人，还有编辑和记者。这些人在25年前就相互认识或者相互知道，是诗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那时候，他们热血沸腾，心中充满对未来的美好企盼。他们把一支笔小心翼翼地藏在怀里，每当夜深人静，便掏出笔，认真地写下一行又一行滚烫的诗句。青岛电视台的一位编导甚至还拿出25年前他和在座的几位办的油印的民间诗刊，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保存完好，人们传递着看，啧啧感叹，往事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清晰而温暖。在那个年月里，在座的这帮中年男人年轻得一塌糊涂。他们精力充沛，朝气蓬勃，他们在夜幕降临时，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悄没声息地聚集在某人家里的一间屋子里，紧闭门窗，忍受着严寒或者酷暑，相互交流各自的诗作；他们情绪激奋时，可以在夜半时分沿着黑暗的街道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敲开朋友的家门，朝着睡眼惺忪的主人吵吵嚷嚷要吃的要喝的……

　　我听着他们的讲述，觉得很亲切，我想起我当时所处的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我们与他们的经历太相似了！

　　话题就是这样集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了。人们的思维被激活了，记忆力变得出奇得好。人们回忆着过去，绘声绘色描述着当时的情景。我听着，恍若隔世，有一股温馨渐渐从心底升起，潮水般浸透全身。一个局级干部突然对我说：“你那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首诗。”我大吃一惊，因为当年我并不认识他，只是这几年才与他相识，这次是第二次坐在一起吃饭。当年并不相识，而且时隔25年了，他居然对我当年的一首小诗记得那么清楚，令我感动。

　　25年说起来算是漫长了，25年的时光，可以让一个女婴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25年的时光，可以让一名稚气未脱的少年变成满面沧桑的中年人；25年的时光，可以让多少事物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本末倒置，但难能可贵的是，25年过去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忘记诗。他们相聚在一起，理直气壮地谈那段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旅程。现在看来，在座的所有的人成就都不在诗上，但他们没有忘记诗，就像一名丰衣足食的成年人，没有忘记幼小时妈妈递给他的那枚糖果，至今回忆起来，舌尖上还有一丝甘甜的味道。

　　在那天的聚会上，我没有与任何人说我那些日子正在读云南诗人于坚的文集，读他的长诗《0档案》，读他那些深沉而忧伤的散文。于坚在一篇散文中写道，他从外地回来，走在昆明的街头上，遇到了熟人。那熟人用一种打量怪物的目光打量着他，颇有些鄙夷地问他：“还在写诗？”读到这，我心里一颤。

　　“我现在还写诗。”在座的一名新闻单位的处长对大家说。他的语调平静，表情正常，就像说他现在每天早晨还要喝一杯牛奶一样。是的，我知道他还在写诗，我陆陆续续在一些报刊上看到过他发表的诗作。我对他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钦佩他的诗作，更钦佩他敢说敢做的勇气。

　　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清楚，一个鄙视诗歌艺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排斥诗歌艺术的个人是有缺陷的个人。于坚描述了法国卢浮宫的情景：他去法国时，卢浮宫正在举办高更的画展，每天每天，卢浮宫外面都排起了让人看一眼就发愁的长队。排队的人们沉默着，脸上布满了凝重，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挪着。还没进宫，于坚就被这个阵势震撼住了。他提前感觉到了艺术的魅力，精神的伟大。而我呢？却在距卢浮宫遥远的这一端，羞于在众人面前提及我曾写过诗而且现在还想写诗，我觉得我一说出口，就像赤裸裸一丝不挂站在大街上。

　　我不会忘记2007年初的这个晚上，我不会忘记在座的这些人。我们喝了酒，吃了菜；我们回忆了过去，谈了诗；我们终于在2007年春节到来之际，心情坦然地做了一回与流行时尚格格不入的人。

　　最后，我还要提及一个人，她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商人。那天，她也在场，她属于“70后”的那一代人，面对众人的回忆，她插不上言，是个局外人。但她一直在坐在桌旁静静地聆听，就像一名充满好奇心的儿童，在野外的月光下，侧着脸，屏住呼吸，静静聆听着前方树林里传出的所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