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创新创造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不仅阐明了公益慈善行业在共同富裕、社会服务、基层治理、民主协商、扶弱济困等领域可以发挥的作用，更为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与新的可能。以往的解读都是从“以善为用”的角度阐明社会工作、慈善、志愿力量可以发挥的作用，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来理解公益慈善在宏观文化层次、中观机制层次、微观功能层次的新方向。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基因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构成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文化基础。因此，要牢牢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本，深深植根于中华历史文化的沃土之中，才能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深刻理解报告中所阐明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超越过去我们对于公益慈善的认知，推动从“以善为用”发展到“公益慈善体用结合”的阶段。以新阶段的新定位来理解慈善公益行业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作用会发现，善的基因未来会逐步植根于经济、治理、文化、社会之中。公益慈善不仅能在具体服务层次发挥作用，还会在更大的生态系统中反过来促进社会治理、经济等方面的发展。由此，慈善公益从被动的服务功能转化成为可以影响经济逻辑、治理逻辑、文化逻辑、社会逻辑的新因素之一。“善经济”“善治理”“善文化”“善社会”等原来只停留在讨论环节的创新理论会逐步变成现实，进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中“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五社联动”是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自主创新

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赋予公益慈善行业的新定位、新方向与新内涵出发，公益慈善就不只是做好相关的服务工作，更要承担起推动“中国式慈善现代化”发展这一新的历史使命。结合近两年“五社联动”的发展，笔者有如下思考。

（一）“五社联动”是中国式治理的典型创造

从实践系统看，“五社联动”是在中国式治理逻辑下新的治理抓手。基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党组织发挥核心作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发挥基础作用，同时把社区的内生组织、内生力量和内生资源纳入其中，由此构建一种新的结构化的社区共治体系。这种结构就是党组织领导有力、社区全面统筹、社会组织量质皆优、志愿者参与有序、资源有效集成，通过“五社联动”有效解决问题。

这种结构兼具“集中的星形结构与分散的分布式结构”，构成了新型基层治理体系的基础。如三年抗疫期间，“五社联动”第一条作用线是“社区党委-临时党支部-党小组”，第二条作用线是“社区居委会-群众工作队-群众工作组”，既激发了自身党组织力量，又整合了多种组织、群众力量、网络力量以及在地的其他力量，构建了抗疫期间独特的“嵌入性组织系统”。同时，充分赋能志愿者组织、群众组织、社工组织以及广大居民共同进行社区抗疫，实现了组织空间的社区化集聚、组织资源的社区化整合、组织人力的社区化协同、组织价值的社区化内化。

如果用结构模型来描述这种中国式“五社联动”，党组织全面领导排在领头的最左边一列；第二列是社区里边的不同社会化主体，包括物业、业委会、商家、志愿者、社区社会组织、基金会、居民自组织等；第三列是近十年来出台的各种社区治理政策以及相关的服务模式，如“五社联动”、乡镇（街道）社工站等。第四列是最后的评判标准，即居民对社区有无归属感、居民愿不愿意承担责任、居民有没有行动能力等。第五列是社会生态系统中资源体系支撑党组织领导下的多个社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二）“五社联动”的功能阐述

“五社联动”的起源。从可见的文献来看，“五社联动”起源于湖北武汉的社区抗疫实践。社区抗疫期间，面临着医疗与生活物资紧缺、心理恐慌、工作人员缺少等问题，同时困弱群体又出现了次生问题。很多社会组织无法进入社区，就只能依赖于社区自身的志愿者和公益慈善资源，“五社联动”应运而生，并释放出极大的效能。“五社联动”实现的是“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新体系”与儒释道的“仁爱文化”“慈悲文化”“积善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得邻里相助、亲仁善邻、和衷共济文化与现代治理以及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创新结合，实现了抗疫期间“五社联动”的有效运作。

“五社联动”的现实比较。以往“三社联动”只是提出了联动服务的主体，服务对象并没有在联动体系里，居民参与的结构并不存在，社区参与感较弱。“五社联动”更多地关注社区资源，强调社区自善,在结构上补齐了缺憾，较好地解决了行政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衔接的问题。资源在社区、服务在社区、主体在社区，才能够使得社区居民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五社联动”背后的逻辑是权利和义务统一基础上的服务与治理，强调社区通过资源自我筹集实现广泛参与、广泛赋能、广泛“还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的联动方式。

社会工作在中国式慈善现代化中的新定位与新作用

无论是社会工作还是公益慈善，首先都要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大局，服务于实现中国梦的伟大战略，实践于推进“善治理、善文化、善经济、善社会”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建设，落地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具体服务场景。

在具体服务场景中，以“五社联动”为例，社会工作者及其相关机构可以发挥六种作用：一是可以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担者与专业服务的提供者，为困弱群体提供兜底服务；二是可以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者，在社区内孵化组织；三是作为精准项目的设计者，立足调研以实现精准化福利投送；四是作为社区慈善资源链接者与整合者，多方对接整合打造公益生态圈；五是作为社区服务平台的运作者，使得“五社联动”中的社会组织与社工本土化协同能力不断提升；六是作为“五社联动”的生态维系者、资源供给者、技术供给者，以协同生态发展为使命，以提供社区活动物资为目标，通过多方位整合资源，打造“五社联动”的公益生态圈。

在推进“善治理、善文化、善经济、善社会”的中国式慈善现代化实践中，社会工作应在倡导“慈善社工一体化”的基础上，倡导治理、文化、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引入善经济体系，以增加社区资源；引入善文化体系，以改变基层价值体系；引入善治理，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引入善社会，与群众路线结合，以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大局中，社会工作应形成推进“五社联动”的现代化模式，不断深化“一分、二聚、三制、四联、五动”的实践联动机制（“一分”是在主体上分清社会组织、社工、社区、志愿者在联动过程中的职能与边界。“二聚”即建立联动要素聚集平台，聚集资金、场地等硬件资源，组织机构、创意研发与技术转移中心等组织资源，人力资源供给、政府优惠政策等支持资源，政府职能转移平台、孵化平台等平台资源。“三制”是指通过制度建设，将项目化体系、服务体系、推动体系、政策支持体系、多元主体合作体系加以系统化、规范化建设。“四联”即要素优势相互转化，最终形成发展的协同之力。“五动”即分清主次、分清职能、集成协同的有秩序地动）。这种现代化模式实际上是党组织通过社区与群众发生关联，将国家情感与居民情感、国家责任与居民行动、党的政治性与居民的生活性有机融合在一起的机制，实现纵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互动、横向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联结、日常治理与应急治理快速有效贯通。

新时代公益慈善事业应当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并在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同时也应积极跨界融入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实现反哺，在更大范围、更大领域内推进中国式慈善现代化的发展。

作者：魏晨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