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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选秀混战 64.7%受访者认为歌唱类节目太多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3-07-23 08:42:00字号:TT

  网络最近流行一个新词“不明觉厉”,意思是虽然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感觉很厉害。这用来形容《中国好声音》主持人华少大概最恰当不过。好声音第二季在这个炎夏重登荧屏,据说华少口播赞助商名单的语速,已经从过去每秒8.1个字提速到了8.4个。赞助商心疼冠名费之余,也必然是认定了这档去年横扫收视率排行榜的歌唱类节目,仍将具有强大的能量。

  有人说2013年是国内歌唱类节目的井喷之年,此言不假。两档跳水节目的对垒刚刚过去,湖南卫视的《中国最强音》和《快乐男声》、东方卫视的《中国梦之声》、安徽卫视的《我为歌狂》、广西卫视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江苏卫视的《全能星战》、北京卫视的《最美和声》、央视一套的《梦想星搭档》等近20档歌唱类节目接踵而至。

  打开电视机,大家都在唱。虽说想唱就唱,但要唱得响亮,恐怕没那么简单。

  比任何国家都激烈的电视台竞争

  90后大学生胡岑岑最近遇到了选择障碍:看完了《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又来了;《我为歌狂》在改编歌曲,《一声所爱·大地飞歌》在唱民歌;连她最爱的湖南卫视,也同时进行着《想唱就唱》、《快乐男声》、《中国新声代》等多档歌唱类节目。

  2005年的《超级女声》和2007年的《快乐男声》,都曾给胡岑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今年《我是歌手》完结的时候,她心里也失落了一下,就像“看到一部好的电视剧结束了”。然而,现在的歌唱类节目尽管制作都比“超女”时期精良,却无法达到当年的盛况。

  第一个唱歌的是天才,第二个、第三四五六个呢?

  其实,制作方也没偷懒,为求节目的独特性可谓绞尽脑汁。有的主推一种歌曲类型,比如江西卫视的《中国红歌会》依托革命圣地的历史,主打红歌;身处“民歌之乡”的广西卫视,其《一声所爱·大地飞歌》专注改编民歌,把民歌唱出了爵士范儿和摇滚味;还有的从灯光、舞美等方面下功夫。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苗棣说:“电视行业有一个规律,就是希望用相对保险方式来创造比较好的收视效果。观众的喜好很难捉摸,所以一旦某个电视台的某个节目成功了,其他台就蜂拥而上。在大的跟风环境下,做出个性也可能是一条出路。但仅仅靠唱得不一样是不够的,需要比赛环节等整个模式的创新。”

  其实不仅是中国,全世界的电视台都在扎堆儿唱歌。英国有了《流行偶像》,福克斯就有了《美国偶像》;有了《荷兰之声》,又有了全国广播公司(NBC)的《美国之声》。“但中国的麻烦在于同一级别的平台太多,覆盖全国的中央台和卫视有几十个;而美国主要就是五大商业电视台。所以,如果每个电视台都播出一个歌唱类节目,美国有5个,中国却能有几十个。”苗棣说。

  这种现象在智力问答节目、相亲类节目上都曾出现过,只不过现在到了唱歌时间。从事影视传播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常江发现,不单歌唱类节目,大部分以音乐、舞蹈、技艺表演等内容的真人秀节目,目前都正处于一个繁荣阶段。

  究其原因,常江说:“一方面,在网络的冲击下,相比新闻和影视类内容,真人秀的节目形式是网络视频难以制造的,传统电视业仍然具有经济实力和生产机制的巨大优势。传统电视业能借助真人秀节目实现互联网时代的‘逆袭’,是一种非常值得肯定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类电视节目强调个体价值的实现,其所依托的一些宏大概念,包括‘梦想’、‘坚持’等,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流行情绪,给年轻电视观众带来正能量。”

  评委说的比唱的好听?

  既然是比赛,自然有评委——现在叫“导师”。不过,“导师”们似乎已经不满足于在台下点评。相比草根选手,明星评委的一举一动更容易吸引眼球。“有人喜欢谢霆锋,有人喜欢陈坤,就为了这个人,他们也会追着看‘快男’。”胡岑岑说。

  既然明星如此好用,于是《中国最强音》请了陈奕迅、章子怡,《快乐男声》来了李宇春。评委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点评,《中国梦之声》的评委韩红因为质疑比赛不公而愤然离席,黄晓明则穿着一身黄西装摇着折扇,在现场插科打诨。有微博打趣《中国好声音》4个位置的评委:庾澄庆的4号位兼有主持人功能,那英的3号位负责制造话题,1号位的导师必须反复絮叨一句话,比如杨坤的“32场演唱会”和汪峰的“你有什么梦想”,而2号位的导师主要负责胖(第一季为刘欢,第二季为张惠妹)。

  《一声所爱·大地飞歌》请来了曾写过《征服》等流行歌曲的台湾音乐人袁惟仁担任评委之一,相声演员郭德纲则跨界当起了主持。袁惟仁说:“真正好的评委,最应该做的就是当场指出选手优缺点,给予专业的批评和建议。”但他也坦承,现在一些电视节目事先有剧本,“大家都在演戏”。郭德纲觉得,节目中歌手的重要性应该占一半,主持人和评委各占另一半,“终归主题是唱歌,主持和评委是为歌手服务的”。

  常江指出,从制作方的角度来讲,作为一档以“展示”为宗旨的电视节目,只要节目达到了好的效果,评委“喧宾夺主”无可厚非。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喧宾夺主”是否存在有悖节目价值观的因素。“竞技类节目赖以生存的根基主要有两个:一是对公平的推崇,即告知或暗示观众,只要遵从公平规则,梦想就会实现;二是对专业性的推崇,评委代表的是专业主义的权威,这种权威应有引导和鼓舞的力量。这两个根基,绝不能被破坏。”常江说。

  相比之下,苗棣的态度更为乐观:“把评委作为节目重要人物来展现,这是很好的创意,也给国内其他节目一些启示。当同类节目众多,又很难挖掘到有吸引力的草根选手,在明星评委这儿下功夫未尝不可。”

  核心竞争力是节目模式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今年5月曾发起一项“你喜欢看歌唱类节目吗”的调查。调查显示,有64.7%的受访者认为歌唱类节目数量太多,并且存在“节目形式同质化严重”(44.0%)、“创意以模仿为主,原创节目太少”(38.7%)等问题。

  因为对比赛模式和导师的新鲜感,胡岑岑去年还挺喜欢《中国好声音》,但看着看着,满屏幕都是煽情故事,审美疲劳就不期而至。自从《中国好声音》的4个评委用了转椅,《一声所爱·大地飞歌》的300位观众就坐上了一个大转盘,70%的观众同意选手晋级,转盘就会转过来。当明星都开始做“导师”,主持人都站在舞台边上说话,歌唱类电视节目的模仿秀愈演愈烈。

  苗棣说:“所有这类节目,核心竞争力在于想出一个比较独特的竞赛方式,国外卖模式,卖的就是这个,观众看的也是这个,仅仅依靠个别细节无济于事。”

  将国外已经获得市场认可的成熟节目模式引进国内,是现在大部分歌唱类节目的制作手段。《中国好声音》源于《荷兰之声》,《中国梦之声》联合了《美国偶像》的制作团队,《全能星战》借鉴了挪威的《终极艺人》。连唱民歌的《一声所爱·大地飞歌》也是引自英国的《舍我其谁》,尽管其制作方世熙传媒称自己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但仍然“忠于模式”。

  苗棣发现,近3年中,中国的电视台在引进模式上吃到了甜头。“虽然要花钱,但节目在国外已经有成功经验,对方还把制作流程、细节都告诉你。这对电视台来说,是一种策略判断,引进节目的投入产出比原创的更好,也更安全。”

  世界上电视模式的交易,有着高达30多亿欧元的庞大市场。然而,据常江所知,现在西方国家的大部分模式公司,都已经被中国的电视台“掏空”了。“大跃进式的模式引进并不利于整个电视业的生态。”常江说,“不过我的观点一贯是‘由他去’。市场就是如此,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既然要让整个产业更有活力,就不要用种种手段——不管政治还是文化的去指挥它。”

  现在,每周日晚,胡岑岑这个20多岁的姑娘都会守着一个卡通频道,这个时段播出的一档儿童歌唱类节目《中国新声代》已经成为她的最爱,甚至超过了时下最火的《中国好声音》和《快乐男声》。“节目虽然不受热捧,但是我看着开心。没有煽情故事,没有爱做秀的评委,就是一群爱唱歌的孩子,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正能量。”胡岑岑说。看来,在眼花缭乱的模式面前,歌唱类节目永远都不应该忘了“让人开心”这一质量底线。(记者 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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