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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中央部门公务接待费过千万 国税总局6.6亿

来源:法制周末-- 2011-07-27 15:45:24 字号:TT

  国务院政令难堪。截至7月26日10时,有81家中央部门端出了自己的账本,还有17家中央部门没有公布,距离国务院要求6月底公布的期限,已经延迟近一个月。

  已经公开的数据也不能让民众满意,标准的模糊、数据的笼统,引发社会广泛质疑。

  有专家认为,在保密文化由来已久的特定背景下,走向公开和透明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急剧转型,更需要一部强制性的法律约束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因公出国”花费,总数617万元,69个组团368人次。

  “公车”经费,车辆购置支出115万元,新购轿车2辆(每辆25万元)、小型客车1辆(每辆27万元)、越野车1辆(每辆38万元);实有公车206辆,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5.41万元。

  “公务接待”经费,涉外接待支出140万元,接待国外来访24个团组139人次……

  与多数中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相比,审计署于7月11日披露的“三公”数据赢得了一片褒奖之声。

  “审计署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把老百姓看得懂的数据拿了出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向《法治周末》记者如此评价。

  而北京一位私家车主董霞在看到平均每辆车运行维护费5.41万元的数字之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她平时养车的花费来看,这个数字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其他部门公布的公车消费数字只是一个总数,她无从判断。

  多少“秘密”不公开

  截至7月25日,公布“三公”消费的中央部委已经达到了81个。北京市于7月21日公布了“三公”支出,成为首个公布“三公”的省级政府。

  在已经公布的“三公”消费中,公车消费超过1000万元的达到了32个,过亿元的则有7个,分别是国家税务总局(含国税系统)、海关总署(含全国海关系统)、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气象局(含全国气象部门)、农业部和公安部。

  北京市政府的公车消费达到了9.1亿元,占其“三公”消费总额的80.5%。其中,车辆购置费用3.3亿元,运行维护费5.8亿元。运行维护费占去了公车消费的63.7%。

  董霞于2006年底购入了大众旗下一款价值19万元的轿车,包括税费保险办齐了差不多23万元。她给《法治周末》记者计算了养车所需费用。

  由于父母家不在北京,董霞几乎每周都要在北京和河北之间往返一次。“过桥费一个月大约是200元。往年油价没有涨这么高,一个月大概是1000元左右,现在一个月大概1200元至1300元。”

  至于车辆的保养,董霞说,根据车型不同,保养费用也不一样。“我的车大概是7500公里做一次小保养,也有的车是5500公里就要保养了。10万公里是个坎儿,是一定要做大保养的。”

  小保养一次400元至500元,大保养在4000元左右,一年大约要做3次小保养,1至2次大保养,“保守估计一辆车一年的保养费用大约6000元。”

  “再加上每年4000元左右的保险费、停车费、验车费用、罚款等,我的车一年花费大约是3.5万元。这还不包括汽车剐蹭后的修理费用。要是档次比我高的,使用次数多的车花费就更多了。”董霞说,“因为汽车配件的差别很大。”

  而据媒体报道,在汽车修理行业,政府机构高开发票拿回扣不算是秘密。

  据北京一家政府定点采购4S店的经理刘先生透露,汽车维修费可以高开发票,购车的费用则没法高开。而如果要高开发票的话,税收费用得由政府部门承担。高开1万元,按照17%的税率,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可拿8300元的回扣,而这部分费用则由纳税人买单。

  不止公车消费,公务接待费用让人存疑的地方也不少。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就向《法治周末》记者提出了他的疑问:“按照公布的数据,国税总局每天要花去180万元的招待费,是什么地方的招待要花去这么多钱?”

  据北京一家人均消费250元左右的餐厅经理介绍,该餐厅常承接政府部门的宴请,一般按照人均250元到300元的标准定制,高开发票的现象也普遍存在。而只要付税金,餐厅都会接受政府部门高开发票的要求。

  按照目前公布的“三公”消费数据,19个政府部门的公务接待费过千万元。其中国税总局公务接待费最高,为6.6亿多元。

  国务院政令受到亵渎

  公共预算观察者吴君亮在6月3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三公支出”,总理喊你晒太阳》的文章,他在文中说:“6月底,是‘三公’支出应该出来晒太阳的日子。”

  事实上,截至7月26日10时,仍有17个部门尚未公开“三公”支出。

  今年3月23日,国务院定出时间表,要求各部门6月公开支出情况。按照国务院要求,98个中央部门要公开部门决算。

  5月4日,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在6月底公开2010年度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支出情况,地方比照中央公开经费。

  此前的4月14日,科技部率先公开“三公”经费预算,不过仅为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总数,后于7月15日再补充具体项目。

  7月1日,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机关“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即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

  7月6日,在6月期限过去一周后,中国工程院公开“三公”数据,之后部分部门跟进。

  7月15日,7个部门单位选择临近周末的时间公布了“三公”支出。

  7月21日,北京市公布了市级党政机关、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在谈及此事时表示:“大部分中央部委未按国务院规定的时间表公开2010年的‘三公’消费,多少有点令人惊讶。政令得不到切实执行的情况在中国并不鲜见,但大多出现在地方政府。这一次不同,中央部委直接‘撞红线’,而且其行为并非源自政令本身含糊其辞以致留下裁量空间,国务院关于‘三公’消费公开的时间表和内容相当清晰明了。技术原因(支出分类和数据采集)也不能提供足够合理的解释。”

  王锡锌则向记者表示,他预料到可能有拖延的情况,但没有料到严重到这种程度。

  汪玉凯则用“让人很难理解,国务院政令受到亵渎”的语句向《法治周末》记者形容他的感受。

  “财政部已经都公布汇总的总数了,就只是各个部门公开的问题了。”汪玉凯说。

  人们不禁要问,“三公”支出的公开,何以拖延至今?如果有些部门再拖上几个月公开,那么,今年的“三公”经费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受访专家指出,部委不愿公布,是因为心理上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有些部门主观上不愿那么行事,因为与部门利益相抵触,也因为担心数额不菲的“三公”消费公之于众有损部门形象。

  而对公开缺乏问责等硬性约束机制,使得更多的部门心存侥幸,要看其他部门怎么公开。

  这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往往是中国工程院这样的“清水衙门”率先公开“三公”支出,而那些“富裕”的部门则要观察风向,避免一上来就成为众矢之的。

  尽管2008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财政信息公开等方面已作出了相应规定,但有很多应该重点公开的信息并没有公开,而迄今为止,并没有任何官员因此而受到处罚。

  王雍君认为,中央部门公开“三公”经费决预算数据,是中央政府履行过去的承诺,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文件去约束地方政府公开“三公”经费。

  “责任不清楚,追责低效,责任机制尚未建立,离法律的要求还有很远的距离。”王锡锌说。

  雾里看花看“三公”

  千呼万唤,“三公”支出数据总算公之于众了,但有网友称,看“三公”支出如同雾里看花,更多的猜测和质疑之声涌现了出来。

  质疑声之一就是标准模糊。

  住建部7月18日公布的“三公”支出账单显示,在公务接待费方面,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为26.07万元和13.95万元,月均不足3万元,而国税总局的日均接待费为180多万元。

  王锡锌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有朋友在看到住建部的数据后给自己打电话笑谈,一个人的接待费都不止这些。

  这种情况在7月1日财政部公布的“三公”经费中也出现了。财政部公布2010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4.7亿元,公众觉得这个数字低了。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坦言,从口径上看,目前只公布的是财政拨款的“三公”经费,自收自支的没有涵盖,与老百姓的感觉相差较大。事实上,有的单位自收自支的钱远远超过财政拨款,这些钱怎么花的?无法看出。

  此外,蒋洪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单位,特别是一些权势部门,会借助自己的权力,花的钱既不是财政拨款,也不是自收自支,而是让别的单位比如企业来为自己的“三公”消费买单。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谈到这一现象时说,在这样一个狭小而模糊的“三公”标准之下,中央机关就不得不发挥聪明才智,自己去理解“三公”的标准,于是出现了畸高畸低的数字。

  质疑声之二在于晒出的数字是笼统的“模糊账”。

  各部门晒出的明细表,被网友称为“惜墨如金”。从中央部门已公布的“三公”支出看,除审计署细化到每辆公车的平均费用外,大多部门只是交代几个笼统的数据。

  国税系统不止公车支出排名第一,“三公”支出亦排名第一,接近22亿元,与总量排名第二的海关总署相比,整整多出4倍以上。然而,国税系统并没有明细的说明。

  “如果要起到监督的目的,不仅仅总数要公开,细项也要公开,具体性方面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拿公车来说,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甚至司机的工资也应该公开。燃油费出来,我们就能知道这个车到底跑了多少路,使用情况如何。”王锡锌说。

  汪玉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目前公布的数据没有横向的可比性,人均数应该公布,预算多少、执行多少,是超支了还是怎样都应该公布。

  叶青认为,因为口径不明,各部门的说明也不够详细,公众很难看懂现在的“三公”数字,

  目前来看,国务院扶贫办的人均“三公”消费数约为10816元,国家知识产权局人均支出5093元;中科院人均4610元;国税总局人均3731元;农业部人均2500元;交通部人均支出1940元;卫生部人均476元(其他没公开人数的部门,连平均数都无法计算)。

  王锡锌认为,预算报告不应该只有专家才能看得懂,还要普通百姓也看得懂。

  所谓“秘诀”即制衡

  以往“三公”消费不公开,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认为技术上存在困难。曾有地方财政官员表示,“三公”的开支在预算里找不着。

  王锡锌则认为上述说法不成立,在政府预算编制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的支出经济分类科目里,“三公”支出是有项目的。

  “阳光政府是未来发展的潮流,‘三公’支出的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突破口。”王锡锌说。

  汪玉凯向记者强调,我们需要形成长效、细化的公开制度,公开要有标准,哪些项目必须公开,公开要细到什么程度。

  王雍君则向记者表示,在保密文化由来已久的特定背景下,走向公开和透明意味着公共财政的急剧转型。

  他认为,期待政府是透明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公开“三公”消费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起点,但要做的事、要做好的事比这多得多。

  最终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最大的挑战也在此:那些分散利益(于公众)而集中成本(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从来就不会一帆风顺,关键在于足够的政治意志、广泛的社会共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良好设计的改革策略。

  “公开只是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有了知情权并不等于有了监督权,更不等于有了制约权。只有后续的审计、问责等配套措施立即跟进,形成专业化制度化的监督,才能实现公开‘三公’支出的初衷。”王锡锌说。

  王锡锌认为,当人大、审计部门、社会公众和媒体都发挥作用,将对政府财政的监督程序化、日常化,形成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氛围时,可以对政府花钱实施有效的监督。

  6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2010年中央决算的报告,首次审查了中央财政“三公”经费决算支出的情况。

  “审查‘三公’经费开支数据,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加快推进预算公开的决心,也为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公共权力的监督奠定了基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有关于诉权的规定,要让法院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发挥诉讼救济的作用。”王锡锌说。

  当有人问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的刘瑜,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是什么,她在文章中写道:“所谓秘诀,不过就是制衡而已。”

  有评论认为,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制定“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

  立法机构如果能有效审查监督政府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

  司法机关如果能裁判政府越界,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

  公众、媒体如果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

  2010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表示,“三公”消费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是公开透明,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是民主监督。

  开启中国公共财政时代,是必须痛下决心的时候了。王雍君认为。(记者 戴蕾蕾 高原 实习生 崔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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