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本刊记者 贺坤
三十年一个轮回，三十年一场梦，三十年前的一个决定转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三十年后,人们依然难忘，当年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的那般欢呼雀跃、心潮澎湃，生命从未有过的充满了希望。
高考的废与兴
文革前夕，1966年4月6日—14日，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座谈会明确提出：要采用新的办法，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同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传播了这次会议的精神，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要彻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
为什么要“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呢？从当年的许多文件中可以直接读到原因。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为“培养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之后，高考被废止了。从1966年6月开始，高等教育部还连续发出通知，暂停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
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了“新的办法”：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
从此，“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就成了中国大学录取方法。但当时文革兴起，各地方政府职能陷于瘫痪，地方招生并未能按时开展，在1966—1971年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高校未能招生，空白了至少3年。1972年，大部分高等学校才陆续恢复“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招生，这也是“工农兵学员”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
“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这种本末倒置的指导思想，使大学教育走上了严重的形式化、政治化。而在“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的指导思想下，所有教学都得照顾班上最差的同学，而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也就是刚刚达到脱盲水平，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1977年5月24日，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发表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暗示着被废除了10年的高考有重新开科的可能。经过44天的争论，当年10月，教育部终于拿出可行性方案：《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按照这个《意见》，招生对象为：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出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
由于当时各地还在沿用1966年下达的办法，采取各地自行招生，因此，1977年的高考还是由各省自行命题，沿用文革前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考虑到实际情况，有些考题相当简单，尤其是数学。
十年积压，使1977的高考成为中国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当时的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这个比例在80年初期逐步下降，从6：1，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5：1，直到现在的2：1。
高考的恢复和演进，昭示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
三十年前的高考故事
三十年前的那场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成就了很多人的梦想。那场高考前所未有的壮观，从20岁到30岁的570万考生纷纷涌入考场，竞争异常激烈。他们虽然在同一个考场同一个教室，经历却各不相同。他们是一代传奇性的高考人。
刘增才，65届初中生：为能和老婆孩子团聚而高考
初中毕业那年，刘增才16岁，正当他开始努力学习准备考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却因家庭贫困不得已就业了。于是在团岛飞机场烧了一年的锅炉，“如果当年没有去青海，我可能就是一个一流的锅炉工了。”
1966年，为了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毛主席发出了“屯垦戍边”的号召，刘增才以一颗红心、一腔热血，瞒着父母偷偷报了名。1966年4月15日，他和战友们踏上了去青海的列车。
他被分在青海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三团十一连，在托拉海附近。“在青海的日子，说是开荒倒不如说是毁林”，当年沙柳包里固定水土的古树几乎都被我们当成柴火做饭了，以至回青多年后还经常梦到沙柳包，感觉心里有愧，2006年他重回青海，在那儿祭奠之后才终于心安。当然那里的自然条件也比较艰苦，一年四季风沙不断，冬天一般在零下30-40摄氏度左右，夏天蚊子能把人埋了，水资源紧缺，但最残酷的是夫妻的两地分居。
刘增才1977年元旦回青岛完婚，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根据当时的规定，他只能两年探一次家，一次56天。1977年的十月中旬，远在青岛的妻子的一封信让他燃起了重回青岛与妻儿团圆的希望，妻子告诉他中断10年的高考恢复了，并且不讲出身、年龄放宽、婚否不限。当时离高考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什么‘铁肩担道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时没想那么远大，我考学就是为了回青岛和老婆孩子团聚。高考牵扯户口问题，那个年代户口相当要紧，没有户口就不能分配粮票，要是光有钱没有粮票的话，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简直没法生活，当时高考也是调出户口的唯一出路。当时有人说了，第一届高考是考户口的。”
由于刘增才自小喜欢读书，所以对文科信心满怀，于是就把复习重点放在了没怎么学过的数学上。他和同宿舍的其他三个人七拼八凑借来了数学的四本课本：代数、三角函数、解析几何、立体几何。四个人四本书，半个月的时间轮流着看，等立体几何传到刘增才手里的时候已经是高考前一天了。
1977年12月11日至13日，28岁的刘增才随全国570万青年的人流走进了考场。考试分四科，数学、语文、政治、史地，满分400分。
“数学一共12题，文科只做前10题，其中第10题是求长方体的对角线，这个刚好高考前一天搞明白了，另外一个利用根的判别式解答的题也因为给别人讲过而印象特别深刻”。运气加悟性，半个月的数学突击，刘增才拿到了90分的骄人成绩。最终他以海西洲第二名的成绩被西宁师专录取了。
第二年他又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逻辑学的研究生，因出身问题和遭人诬告历经了一番周折，他在最后关头挽回了入学机会。1979年30岁的刘增才结束了在青海13年的生活，开始了人生新的起点。现为中国海洋大学的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