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诠释别样的成长之路

　　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来到青岛并在岛城安家，他们的孩子也进入了青岛的学校，与城市的孩子一起学习，生活。在李沧和四方的一些中小学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比例达到了50%以上。初来乍到，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城市孩子相比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语言不通、没有朋友形成沟通障碍；长期不安定的生活使他们的学习成绩并不乐观；父母没有太多的精力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过早地承担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努力着，诠释了一种与城市孩子不同的成长之路。而他们的成长经历，或许也可以给城市父母和孩子一些启发…… （本报记者 贾 臻）

　  生活中的“自立”

　　天刚蒙蒙亮，唐磊就起了床，那时是凌晨5点30分。他洗刷完简单地吃了块面包后，便开始洗自己和家人的衣服。昨天晚上他哄妹妹睡着然后做完作业就已经十点多了，因此早晨需要把没有做完的家务打理好。在做完这一切后，已经是六点半整了，他摇醒床上正在熟睡的妹妹，给她喂了饼干和牛奶。虽然八点钟才上课，但是当时针指向七点的时候，他领着妹妹出了家门。

　　唐磊一家算是外来务工人员中比较令人羡慕的，他的父母靠着三年来做海鲜批发生意在青岛站稳了脚跟，不必再为生计带着孩子四处奔波，因此唐磊的教育一直没有被中断过，成绩在班级里也名列前茅。但是海鲜批发生意耗时间、耗精力，他的父母凌晨两点钟就要到批发市场批货，因此料理家务、照顾5岁的妹妹的任务全都落在了唐磊的身上。

　　把妹妹送到幼儿园后，他便匆匆地往学校赶。中午当大多数孩子回家吃饭时，唐磊却要回家给父母做饭。“父母忙了一天太累了，中午的点他们要睡觉。”唐磊这样告诉记者。择菜，打火，炒菜，一切在年仅十岁的唐磊手中都显得很熟稔，“从六岁的时候我就要照顾妹妹，学着洗衣服做饭，这些我都习惯了。”在做完饭后，他把菜和饭放在锅里保温，自己匆匆地扒了几口饭，便返回学校开始下午的学习。

　　在学校门口，他遇到了大批来送孩子的家长们，进了校门，仍然能听到家长们的叮嘱声：“下午有大雨，放学后等着奶奶啊，奶奶来接你”、“下午要是冷就穿上长袖衣服，妈妈早晨给你放在包里了”。听到“下雨”两个字，唐磊说了一声“糟了”，因为他没有带伞，也没有拿长袖衣服，等他放学去接妹妹时妹妹会挨淋。

　　大雨下了一个下午，孩子们放学时很多家长都早早地等在教室外。唐磊犹豫了一会，还是把书包塞到自己的衣服里冲进了雨中。“唐磊回来，穿上这个衣服，拿上我的伞再走！”他的班主任喊住他，给他套上衣服，把伞塞到他的手里。这时的唐磊才显现出小孩子的神情，而记者也才意识到，他不过只有十岁。

　　在公交车上，唐磊和妹妹都有了座位。相对于其他孩子唧唧喳喳吵闹不停，他显得很安静。一路上，他先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个老人，然后又让妹妹把座位让给了一个抱孩子的人。而在车上的其他孩子，没有一个人给来接他们的爷爷、奶奶让座。老人们站着拿着他们大大的书包，而孩子们则在座位上嚷嚷打闹。

　　回到家里，记者见到了唐磊的母亲。对于唐磊的懂事她认为是理所应当：“我们每天干活都很辛苦，他现在学会做家务，以后也用得上。”对于让座的事情，她只说了一句：“老师教育得好，这是美德。”在做晚饭时，唐磊偷偷地告诉记者他现在每做一天家务父母都会给他两元钱，他一分没舍得花，到现在已经攒了1500多块钱。“等到‘六一’节我就和我爸爸、妈妈还有妹妹一起去看海底世界，要是爸爸妈妈不忙的话。”

　　困境中的“自救”

　　沧口维客超市附近，是沧口一代最为繁华的商业区。玲玲（化名）一家人就住在这里的一个平房中，每个月100元钱的房租虽然不多，可是对她父母每个月只有400块钱的收入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玲玲一家来自四川的一个边远山村，由于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并不停地周转于各个大城市之间，今年9岁的玲玲上了两年学还是没有完成一年级的学习。在她的班级里，她是年龄最大的，但是如果从身高上来看，瘦瘦小小的她却是个子最矮小的一个。因为和班里其他同学交流比较少，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年龄，“这样我就可以不被别人笑话成笨蛋、傻子了，都九岁了还上一年级，我自己也很难过。”

　　今年3月上旬，玲玲的父母由于家中有急事匆匆赶回了老家，怕再耽误玲玲的学习，他们没有带玲玲回去，在离开时留给玲玲20块钱作为10天的生活费，并且拜托邻居照顾她。10天过去了，她的父母打来电话告诉玲玲说爷爷奶奶都病得很严重，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要玲玲照顾好自己。尽管玲玲从小就不会乱花钱，但是要用20元钱生活一个甚至几个月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可以去邻居家吃饭，但是我不想总是麻烦他们。”玲玲这样告诉记者。

　　看着手中仅剩的6元钱，玲玲花了2.2元到超市买了一盒鞋油，从自己家里拿来板凳和抹布，开始了自己的“自救”道路。每天下午三点半一放学，玲玲就会小跑回家放下书包，然后带着自己的工具来到广场附近，地点不是固定的，哪里人多她就往哪里移动。

　　“叔叔，要不要擦鞋？5毛钱一双鞋，不满意的话您不用给钱”、“阿姨，您走好，欢迎您下次再来”，平时不善言谈的玲玲在擦鞋时嘴巴特别甜。可能是由于同情她小小年纪便要摆摊，也可能是因为她擦鞋便宜干净，她的生意很不错，有时候一天能收入20块钱。虽然一年级还没上完，可是通过将近两个月的摆摊生活她已经学会了计算“成本”和“收入”。就这样，不管日晒雨淋，玲玲总是按时出摊，也因此培养了一大批的“忠实”顾客。两个多月下来，她也攒了六、七百元。由于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即使天气再热，她也想不起给自己买一支雪糕，常常是她的顾客给她买些零食放在身边。用自己挣来的钱，她买了工具箱，又搭配了几种不同的鞋油。

　　当记者问玲玲有没有难为情的时候时，玲玲说有。“有时候看到自己的同学被父母领着逛超市，心里很不是滋味；还有就是看到老师时我会躲开，因为我不想再麻烦老师拿出时间特别关心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埋怨父母，也不想别人说他们的不对。我擦鞋时从来不愿意和大人们说自己的父母就是怕他们说我父母不对，有一次一个阿姨说我的父母狠心让我出来摆摊，并不停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很难过，爸爸妈妈不是不关心我，而是迫不得已。”玲玲说。

　　面对六一节要怎么过的问题，玲玲低头想了一会说，希望她的爸爸妈妈能在‘六一’节前回来，“那样也意味着爷爷和奶奶的病好了。”

　　当记者问起她今后的打算时，她说自己会在这里好好学习，等父母回来；如果父母确实回不来了，她就攒够钱回老家。小姑娘的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学习中的“自强”

　  在郑佳的床头上，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别人与我比父母，我和别人比明天！”每天上学前，她都要在心底默默地背诵一遍。

　　郑佳的求学之路似乎格外艰辛：在深圳呆了半年的她由于父母到了广州而被迫中断；在广州，她没有找到接收她的学校，每天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龄人上学；万般无奈的她回到家乡，却发现想要插班也很难……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郑佳走了大半个中国：从甘肃到深圳，从深圳到广州再回到家乡，最终来到青岛。

　　“我现在只想在青岛安定下来，可以完整地上一年的课”，郑佳的要求十分简单。由于不停地中断学习，她的成绩不是很好，而且普通话讲得也带有浓重的乡音，常常受到同学的嘲笑——这对要强的郑佳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看到别的同学学习好，而且还会跳舞、弹钢琴、画画，我很羡慕。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别人。”

　　为了练好普通话，郑佳每天都要比别人早来学校一会，对着大树朗读课文；为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郑佳就央求同学把随身听和磁带借给她听，几个月下来，她竟然从不会26个字母进步到能用简单的英语对话了；看到别的同学都会国际象棋，她没钱买棋盘，就拿着书自己照着画棋盘，两个月后她竟然把那些上辅导班的孩子都给赢了……

　　“这些孩子的适应性很强，不仅仅比小孩，甚至比我们大人的适应性都要强。”郑佳的班主任这样评价他们，“我们的孩子如果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肯定适应不了那种环境的生存法则，可是这些外来的孩子就能。”

　　“其实我也很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老家里的那些伙伴，想念我的爷爷奶奶，可是都已经出来了，再回去还是没学上。既然在青岛能有学上，我就会好好待下去，好好学习。我希望我能做得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好，不给爸爸妈妈丢脸。”郑佳说。

　　“快过‘六一’了，希望爸爸和妈妈能带我去趟海边，让我看看大海。等过年回老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伙伴们大海的样子了。”当记者问起她六一的打算时，她这样的回答让记者吃了一惊，“我现在到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去李村赶大集，那也是去年快过年的时候了。”郑佳的目光穿过窗户，初夏的阳光打在她的脸上。

　　“六一”节了，我只想对你们说——孩子，你们是最棒的！

　　见到老师和长辈不说话，没有基本的礼貌；操着南腔北调，很难听懂老师的普通话；缺少父母照料，租住在没有下水的棚户区，黑黢黢的脖子和小手，脏兮兮的衣服……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样悲凉黯淡的童年经历似乎永远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分不开。可是采访中记者却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虽然破旧但整齐干净的衣服，虽然瘦弱但坚毅有神的目光，虽然沉默但是乐于助人的善良……

　　在采访的每一刻，记者都被这些上进、善良、自立、自强的孩子感动着：只有九岁的女孩玲玲，在父母没有给自己应有的照顾和关爱时却依然对父母充满感激，用自己的小手养活自己；只有十岁的唐磊，除了照顾自己还要照顾父母，妹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虽然普通话仍然说不好，可是郑佳却一直在努力，没有其他同学那样的学习条件，那就自己想办法去学好。对于“六一”儿童节这样一个本属于他们的节日，他们的愿望也让人心酸：希望父母能回来，用自己攒的钱和父母一起去海底世界，甚至只希望看看大海……这些孩子的小小愿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由此我也想到了前不久的一则报道。一个已经17岁的城市女孩竟然因为母亲没有给自己买衣服就用电话砸破母亲的头。笔者不禁要问了，这样的孩子将来即使考上大学，有一份好工作又能怎样？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知道爱惜，还会去关心谁呢？

　　在城市大部分家庭中，每个月给孩子几百元的零花钱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了把这些“小皇帝”、“小公主”伺候的舒坦，甚至全家人齐上阵：上学有人接，衣服有人洗，饭菜有人做……即使这样，也未必能称了他们的心。唐磊的父母应该有这个条件每个月拿出几百元零花钱，但是他们选择的是让孩子体会父母的艰辛，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去收获，而不是不劳而获……城市的家长为了让孩子学习好，不惜重金给他们报形形色色的辅导班，但是孩子却并没领情，因为家长似乎没有考虑过他们的兴趣。就像在采访中一位老师所说的那样，“兴趣是孩子最大的老师，只要有兴趣，他就会千方百计地去学、去做……”

　　诚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由于生活漂泊不定等等客观原因，在生活和学习中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只要对他们加强关爱，及时发现他们学习上和心理上的变化，只要社会各界对他们伸出友善的手，这些孩子的进步是指日可待的。

　　还是像《心里话》里面说的那样，“打工子弟和城里的小朋友一样，都是中国的娃，都是祖国的花。”希望城里的孩子和家长能够给他们多一点关爱和宽容，能够愿意和他们交流，这样无论对谁来说，都将有个更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