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青岛里院——云南路里院的前世今生

    老里院要拆迁的消息一经传出,许多青岛市民拿着照相机前往寿张路一带,要留下青岛里院最后的光景。那是怎样的一个场面呢？据鲁海先生《老街故事》一书记载,云南路一带的里院,始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占领时期。“里”本是中国古代基层行政机构,遗留到今天,有的城市,比如上海还有里弄,就是源于此。青岛特有的居民院———里院的“里”也是由此而来。

    里院的建筑形式上是中西结合,砖木结构,一般二层,少数三层,又借鉴了中国传统建筑风格,里院布局是四合院式,正方或长方形,一进院门是影壁墙,院内多种植花木,四周为木廊木柱,廊檐上多有彩绘。

    3月8日下午,记者走进云南路一带的老里院,哪里还能找到书上记载的景象？寿张路41号老里院里,静悄悄地。里院,没有了。只剩下一个过道。过道上晒着一片红辣椒,看来是来往的路人少了,要不主人哪敢把干辣椒晒在路中间？路边左一个右一个搭着小棚子存放杂物,棚子之间堆着垃圾,楼梯口就掩蔽在一堆垃圾和杂物之间。楼梯木扶手已经断了,铁栏杆已经锈得变了形。从房檐上隐约还能看出砖木结构,房梁上当年油过的红漆斑驳可见。院子里多数人已经搬走了,破旧的门都上着锁,有的门锁都锈了。

   按书上记载,里院的住房,一门一窗为一间,面积通常为十四五平方米。1933年全市共有“里”506个,有房16701间,住着市民12069户。可见大部分是一户一间,每间月租2－10元。住户主要为职员、中小学教师、小业主等城市中等收入居民。采访当天,在寿张路41号院里,记者只见到了两三个女人。她们正在院里一个水龙头上接水,洗衣服。她们在大盆里用搓衣板搓衣服,这种情景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听口音,她们都不是本地人。其中一位妇女说,这院里的房子有的是空着,有的租给农民工住。老住户已经很少了。

     当年里院里的那些职员、中小学教师、小业主们和他们的后人都到哪里去了呢？在院门外的街道上,闲坐的一位老大娘给了我们答案。大妈说,她已经81岁了,从小就生活在这里。她父亲早年在中山路的银行工作,在里院里租了两间房。后来,父母把房子留给了她,她自己曾经是小学教师。她的儿子就在这里结的婚。那时,她和老伴一间,儿子媳妇一间,当时在里院里住的,都属于宽绰的。现在,老伴去了,儿子一家搬走了。只剩下她还离不开老宅子老院子。老人说：“拆了也好,早该拆了。”里院内外,一切都已经陈旧了,只有院门口贴着的一张拆迁告示是崭新的,雪白的。

     鲁海先生介绍说：上世纪四十年代,青岛市人口猛增,却没有新盖住宅。1937年青岛市人口四十多万,到1947年达到了七十多万。要解决新增人口的居住问题,里院居民得自己想办法。于是院子被占用,盖上了房子。有的一间房里挤进了两户人家,这叫“对面房”,晚上睡觉时房中间拉上一个帘子,就是两个家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里院居民陆续外迁,里院一天天衰落了。2007年的初春,走在云南路上那片老里院的街道上,一边是红红火火的法宝超市,一边是老里院的寂静与衰败,路上跑着一辆辆崭新的私家车,路边院门口闲坐着遛鸟的老人。云南路的老里院就要消失了,新的大楼就要在旧里院的废墟上拔地而起,时间在流逝,生活在继续。

    大杂院最后的居民———吕大爷的53年岁月 滋阳路77号大院

    86岁的港务局退休工人吕希友正坐在煤炉边包粽子。煤炉子上蒸的一锅粽子,让小屋里弥漫了棕叶的清香。这小屋约有13平方米。一张双人床占据了房子的一小半面积,剩下的空间摆着火炉、沙发、冰箱、电视、桌子。火炉边的一把靠背椅子一般当作饭桌用。屋顶搭了一个吊铺。那是19岁的外孙磊磊的私人空间。除了这间房子外,走廊对面还有一间相同大小的屋子,共计26平方米。眼下,吕大爷家常驻人口是三人,他和女儿、外孙一起生活。

    吕大爷坐在这伸不开腿、迈不开脚的屋里,专心致志地包粽子。一斤糯米能包20个粽子,他今年正月十五包了一百多斤糯米。滋阳路77号大院住了44户人家,许多人家每年都买来糯米,请吕大爷帮着包粽子。反过来,吕大爷家吃的咸菜萝卜干也是邻居大娘晾晒的。老邻居们处得像个大家庭,眼看着这大家庭就要散了,大伙心里都不是滋味,吕大爷今年的粽子包得格外用心,格外仔细。吕大爷18岁从家乡平度逃难到了青岛,以沿街叫卖青菜豆腐为生。

    当年西镇沿海一带是难民的聚集区。一块大洋能租到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吕大爷带着父母和另外两家难民一起,三家人挤在寿张路一个8平米的小屋里住。解放后,吕大爷进了港务局当工人。1953年,港务局在滋阳路上盖了一些三层楼的职工宿舍。当年分房子,不论职务高低,先分给最困难的职工。吕大爷分到了现在这两间房子。

    “咱这院,当年可是西镇一带最好的房子。”吕大爷至今忘不了半个世纪前分到房子的激动和幸福。“亲戚们都来看,谁不是啧啧地羡慕？别人家里还是泥巴墙,咱家就有了白白的水泥墙；别人住的大杂院上百户人家只有一个大茅房,咱这三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别人家还要在井里打水喝,咱家打开水笼头就有自来水……当时就一个心眼,共产党真是为劳苦人办实事啊。”吕大爷在这两间屋里一住就是整整53年,在这里,他养大了四个儿女,送走了九十高龄的父母和老伴,还有两个孙子从这小屋出发走进了大学校门。吕大爷家人口最多时是祖孙四代14口。房子不够用,邻里们纷纷在自家窗前屋后搭建小屋。做泥瓦匠的吕大爷给自家盖小房,也给邻居们盖。女儿笑他是滋阳路77号大院里违章建筑的老祖宗。

    “最早的时候,咱这院子可大了。港务局常常周末在院子里放露天电影。后来,房子越盖越多,院子没了,路也窄了。再后来家家都用上了电器,全院的男女老少整天提心吊胆,万一老电线着了火,跑都跑不出去。”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附近有的老院子开始拆迁改造,人们纷纷住进了套房。院里有实力的年轻人也都买商品房,搬了出去,吕大爷的儿子也搬走了。院里留下了恋旧的老人、低收入家庭。这十几二十年,院里的人天天都盼着拆迁,天天都盼着住进新式的套房。“说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今年肯定是要动了。”吕大爷和女儿合计着,把两人存款合起来,再贷上二十来万的住房贷款,他们三口人能买上一套八十平米的新房。

    “老邻居能不能商量商量,以后都在一个小区一座楼里住,大家还做邻居。”吕大爷一边包着粽子,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最后的追忆———东方市场,青岛之根

    “光说龙口路20号要拆迁了,怎么不说那就是‘东方市场’呢？”本市文史专家鲁海看到龙口路20号要拆迁的消息,叹息道,“那可是青岛的根啊,怎么就叫人忘了呢？”

    龙口路一带,当年叫做青岛口。清朝末年,这里是繁荣的市镇,也是最早的城市中心,集中了六十多家商店。今天的人民会堂曾是总兵衙门,是城市政治、军事中心。东方市场建于1933年。市场里有各类商店八十余家。

    当时青岛有十大市场,东方市场规模、人气位居三四位,但它的消费档次却是全市最高的。这里有青岛最早的西点店、咖啡馆等。鲁海回忆说,他小时候,家里人都是到东方市场购物。当年惟有这里的菜店能买到粗加工后的净菜和一些从南方运来的时令蔬菜。东方市场对面曾是一片树林,每天都有许多洋车夫在这里候客。当年,老舍在山东大学任教。他住在金口路上,他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东方市场。他在东方市场认识了不少人力车夫,有的还请到家中做客。1936年夏天,老舍开始创作《骆驼祥子》,他从这里获得了创作的源泉。

    这里的荒岛书店曾是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老电影里惊险的画面曾一次次在这条街上演……解放后,公私合营,东方市场里的小商店合并,从市场里边搬到临街的铺面上。再往后,东方市场就改建成了大杂院,一百六十多户人家,四百多口人挤在里边居住。房子之间的通道只有两人肩宽。每户人家的面积只有十余平米,有的仅有八平米。几十年来,这里是全市水灾、火灾的重点防范区。这里居民们天天盼着早点从这个几乎人人睡吊铺的大杂院里搬出去,至于东方市场早年的戏剧般的精彩历史确实是被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