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参与追杀汪精卫

    1938年底至1939年春这一段时间，在记忆里，韩庆恂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参与追杀汪精卫的行动（韩庆恂的讲述与历史记载有所出入，但笔者无从考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首相发表第三次对华政策声明，提出“善邻友好、共同 防共和经济提携”的伪和平言论，汪精卫立即在香港《南华日报》上积极响应。这令蒋介石大为恼火，随即召开会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并撤销其一切职务，同时，又让外交部长王宠惠去找已逃到越南河内的汪精卫，劝汪离开日本人，承诺既往不咎，但遭到汪的拒绝。见软的一手不行，蒋介石决定来硬的，把这一暗杀任务交给了军统头目戴笠。

    戴笠奉蒋介石密令之后，绞尽脑汁，尽管军统特务们对于暗杀轻车熟路，但这次不同，对境外组织暗杀他们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更况且这次的暗杀对象是老奸巨猾的汪精卫。最后戴笠决定自己亲自指挥这次行动，韩庆恂等人作为贴身警卫也一同前往。临走前，戴笠把几个贴身警卫召集到一起，研究制订暗杀方案，并成立了军统赴越暗刺汪精卫行动组，戴笠任总指挥。方案拟好后，戴笠又与郑介民、韩庆恂等几人详细推敲了一番，以确保万无一失。经过反复与郑介民商议，最后确定调天津站站长陈恭澎担任河内刺汪行动组组长。

    为了确保成功系数，除从军统局特务总队选定了4位有暗杀经验的老特务外，戴笠还不惜血本，将他的贴身警卫王鲁翘和军统局武术训练班教官唐杰英也调入行动组。王鲁翘和韩庆恂都毕业于同一期杭州警官特训班，一直和韩庆恂跟随戴笠做贴身警卫，但王鲁翘枪法比韩庆恂的好，可以说是百步穿杨、弹无虚发。正因为这点差距，韩庆恂没有进入这次直接暗杀汪精卫行动小组，但他一直跟随戴笠的左右，直接参与和指挥了这次行动。

    在行动指挥中心的设定地点上，戴笠又费了不少脑筋。可供选择的指挥中心地点有昆明、香港和河内，他让韩庆恂在地图上画出标识来，认真琢磨这三个地点的优劣势。在昆明设指挥中心比较安全，但距河内较远，指挥起来不太方便；河内指挥近便，但不安全，一旦出事，容易导致全军覆没，更何况当时越南法国殖民当局对汪精卫等人严于保护，尤其严防有刺客杀人行刺，所以指挥中心设在河内极不保险。最后经过反复斟酌，戴笠将指挥中心地点选在了香港。

    1939年1月，戴笠带领韩庆恂等身边工作人员乘飞机赴香港。在行动组先期分批潜入河内后，戴笠和韩庆恂等几名贴身警卫化名办了护照，也秘密飞到河内，对行动组所有人员具体交代布置任务。结束后，戴笠等人又返回香港。

    在刺杀汪精卫时机还未成熟之前，戴笠根据蒋介石的意愿，准备先期对汪精卫在香港的追随者予以打击，以期对汪精卫发出警告，使其有所悔悟。

    汪精卫到河内以后，汪精卫的一些追随者先后纷纷避到香港，观测风向，互相串连，不断大造舆论。这些人原先大部分就是汪精卫“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亡国论”和“败论”的鼓吹者。情报人员将亲汪派的人员列出一个名单，当韩庆恂把这一名单转交给戴笠的时候，戴笠不禁吃了一惊，因为这些名字都不是一般的小人物，其中有陈公博、顾孟余和《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等国民党要员。

    戴笠反复思忖究竟拿谁开刀，因为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后果，不仅不能“体谅领袖苦心”，也不能起到威慑汪精卫的目的。戴笠考虑，此时汪精卫还未公开投敌，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人选予以制裁。在这一节骨眼上，林柏生公开利用控制的《南华日报》大造舆论，抨击蒋介石，并于1938年12月29日在该报头版头条刊登汪精卫亲自起草的《汪副总裁致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的信》，顿时轰动香港，波及海外。林伯生这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啊。戴笠决定先拿他开刀，以敲山震虎，抑制汪精卫集团的投降活动。（暗杀林伯生一事，本文另有具体叙述）

    暗杀林柏生虽未获成功，但确威慑了在香港的汪精卫集团成员，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再也不敢公开活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