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在全球迅速蔓延的趋势让人始料不及，但翻开历史会发现，今天的疫情离上次“禽 流感大屠杀”还不到100年。众所周知，流行病的发生有周期性，每隔几十年、几百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灾难。无论如何，在下一轮瘟疫爆发之前，我们都有必要审视过去，这样才有能力应对未来，准备好一次次全球防疫战。　　

　　病毒与生命一起奔跑

　　撰文/李莎

　　摄影/

　　在《爱丽斯通过玻璃片看到的世界》里，红桃王后对小爱丽斯说，在仙境里"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站在你原来的位置。”

　　这种疯狂的奔跑其实一直持续于病毒与生命之间，几乎充斥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

　　“病毒”的起源

　　谈起病毒，不能不提到烟草花叶病毒。

　　100多年来，烟草花叶病毒在病毒学发展史乃至遗传学、生物化学以及当代基因工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人们了解到什么是病毒、病毒的结构、病毒的侵染、复制以及抗病毒基因工程等等。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病毒学工作者的研究对象。

　　1859年，在荷兰工作的德国人麦尔把烟草花叶病株的汁液注射到健康烟草的叶脉中，引起了烟草的花叶病，证明这种病是可以传染的。1892年，俄国的伊万诺夫斯基不但重复了麦尔的试验，而且发现其病原能通过细菌所不能通过的过滤器，可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反而抱怨他用的过滤器出了毛病。

　　倒是荷兰的一位细菌学家贝杰林克敢于正视现实，于1898年重复和肯定了伊万诺夫斯基的结果并且证明显微镜下看不到病原物，试管里用培养细菌的方法也培养不出来，但它能扩散到凝胶中。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病原是一种比细菌还小的"有传染性的活的流质"。

　　真正发现病毒存在的是贝叶林克，给病毒起拉丁名叫"Virus"也是他。

　　"Virus"一词刚刚传到中国时，有人把它译成"毒素"。我国微生物学界的老前辈俞大绂先生最初直译为"威罗斯"，后来改为"病毒"，即能致病的毒物。

　　生命在“奔跑”，病毒也在“奔跑”

　　"速度七十迈……追逐风和闪电的力量……”黄征的一首《奔跑》让生活在水泥路和钢筋森林中的我们激情澎湃，梦想着爱琴海和奔跑的感觉。而现实生活中，生命确实在“奔跑”，同时，病毒也在“奔跑”。尽管还是一场难有结果的竞赛，因为病毒与生命在不断地进化，它们不断推出新的进攻和防御的“策略”。

　　病毒引发世界上传染病大流行

　　科学家们发现SARS致病病毒是冠状病毒，而且是在动物中传播的变异病毒。让我们从历史上找到理论根据，人类的某些致死性疾病就是动物身上的变异病毒引起的……

　　西班牙流感（1918—1919） 夺命：5000万

　　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陷入自相残杀之中，死亡者数十万，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然而，就在这场浩劫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流感的爆发夺去了近5000万人的性命，这就是上世纪人们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或称1918年流感。科学家们确认为世界上最惨烈的流行传染病。因当时西班牙首先公布了流感疫情，故称之为西班牙流感。

　　本次流感所造成的灾难是流感流行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估计全世界患病人数在5亿以上，发病率约20%～40%，死亡人数达5000多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总人数还多。这次流感呈现出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特征。以往的流感总是容易杀死年老体衰的人和儿童，这次的死亡曲线却呈现出一种"W"型--20到40岁的青壮年人这次也成为了死神追逐的对象，就连西班牙国王也未能幸免。1918年西班牙流感也波及中国，3月始自广州直至东北，由上海至四川，蔓延广泛，北平警察患病过半，哈尔滨40%人被感染，学校停课，商店歇业。上海也出现过两个流行波。

　　然而关于西班牙流感从何而来？为何发病率和病死率为此高？为何主要侵袭青壮年人群这一系列问题困惑了人们将近一个世纪，直到2005年10月5日，科学家研究发现，1918年导致许多人死亡的疾病是一种禽流感。他们发现的一些基因密码将有助于对下一次流感大流行做出预报和准备。

　　亚洲流感（1957—1958）  夺命：100万

　　约有100万人死于这种A型流感的大爆发。流感的发源地是中国南方：这种病毒先是隐匿在鸭子身上，后传染给猪，在猪的身上发生了变异后传染到人。

　　可以说亚洲流感是人类第二次遭受威胁性的大流感。这次流感因首发地为亚洲而得名，应称为甲2(H2N2)亚型流感。此类病毒于1957年2月首发于我国贵州省西部，在8个月内席卷全球。发病率在15%～30%左右，病死率并不高。

　　霍乱（1831，1961） 夺命：致死率高达50%

　　霍乱，被描写为"曾摧毁地球的最可怕的瘟疫之一"，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发病急，传播快，属国际检疫传染病。霍乱共发生8次世界性大流行，其中1961年的那次报告患者高达350多万。而在1831年，没有人想到，一场将持续几十年的霍乱大潮即将来临。在第一波霍乱菌的袭击中，英国至少有14万人死亡，一些小村庄几乎全村覆灭。

　　当然，对于19世纪初的人类来说，这种可怕瘟疫发生、传播和控制都是一个谜。当时，在英国的城市和乡村，每天都有灵车不断地往墓地运死人，工厂和商店里没有人的活动，人们到处寻找药物，作最后无力的挣扎。当患者从肠痉挛到腹泻，到呕吐、发烧，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后面临死亡时，人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埃博拉病毒（1976，1995） 夺命：10000多人

　　1976年，埃博拉病毒出现在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其名字源于刚果境内的一条河流。埃博拉病毒首度爆发就显现出巨大的杀伤力，夺走了270条性命，不过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何种病毒。此后，这种神秘的病毒先后出现在加蓬、苏丹、象牙海岸，甚至英国。埃博拉病毒第二次大爆发是在1995年，有245人死于非命。在发现埃博拉病毒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全世界死于这种可怕病毒的人大约有一万人，感染病人全身出血直至死亡。事实上，由于这种病毒多发生在非洲偏僻地区，所以实际死亡的人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字。

　　猪流感（1976）  夺命：1人

　　1976年美国猪型流感让当地人“谈猪色变”。1976年2月美国新泽西洲迪克斯堡新兵营中发生了一起猪(H1N1)亚型毒株引起的流感爆发事件，约200余人被感染，一人死亡。当时福特总统欲想连任，亲自批准1.35亿美元制备猪流感疫苗，并有超过4000万美国人注射了疫苗，而其他国家均持观望态度，结果美国推测失误，疫苗也以失败而告终，因此引起许多异议和诉讼。本次流感和病原学分析表明，猪型流感病毒是由猪直接传播人。虽然此次流感不像其它病毒性疾病一样惨绝人寰，但它带给人们的恐慌是相同的。

　　艾滋病病毒HIV（1981）  夺命：2500万

　　自HIV病毒的第一例病例报告至今，已经过去了25年，但科学家们仍然在继续着这种病毒起源的讨论。全世界有4000余万人被HIV感染，另外的2500万人已经死亡。最通行的说法认为是被感染的非洲猴子把病毒传染给了人类。

　　禽流感（1997，1999）  夺命：61人

　　这是第一起经禽类传染给人的流感，源头是香港的鸡，有61人死亡。因害怕全球健康危机，当地政府命令屠杀了150万只带病毒的鸡。

　　Nipah病毒（1998—1999）  夺命：100多人

　　在猪身上泛滥的Batborne臭虫在马来西亚感染给人类后，传入新加坡，有100多人死亡，主要是养猪的农民和工人。至今未有人与人传染的报告。

　　病毒·动物·人类

　　近20年发现了许多新的病毒性疾病，如艾滋病、埃博拉病毒病、禽流感等。每一次新的病毒性疾病的出现都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新病毒性疾病已经成为当今威胁人们健康的几大疾病之一。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埃博拉病毒会通过猴子带到美国。也没有任何人预料到引起出血热的汉坦病毒会在美国南部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综合症。同样在1980年之前谁也没有料到艾滋病的危害竟是如此之大。更预料不到，现在会有很多人因为几只鸡死于非命。

　　研究表明，SARS病毒来源于果子狸等野生动物，在历史上，让人类鸡犬不宁的病毒还有很多都来自动物。

　　艾滋病毒可能来自灵长类动物　　

　　人类艾滋病病毒是怎样起源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这一问题在发现艾滋病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令人十分困惑，世人众说纷纭。经过不懈的努力和艰苦的探索，科研人员很可能找到了该病毒的自然宿主，或者至少是宿主之一--生活在非洲的绿猴或称非洲猴。

　　由于非洲炎热的气候和潮湿的居住环境，使得全非民族的生活习性与"文明社会"难以接轨，各种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在该地区的流行发展都迅猛顽固；另一方面，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乡村部落，发生性关系是十分随意的事。某些地区的居民还有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用猴血来刺激人的性欲。他们将公猴血和母猴血分别注入男人、女人的大腿处或耻骨区及手背臂上，甚至用这种将猴血注射给人体的方法治疗妇女的不孕症和男性阳痿等病。不过，如果追溯该地区这种习惯风俗，最早的年代可能远远长于艾滋病流行的历史，使得这一观点也有令人怀疑之处。

　　还有观点认为，绿猴生活在人类居住地附近，或成群结队于公园等场所，与人们嬉戏，有时会咬伤游客，这样就将猴艾滋病毒传给人，尤其多见于居住在扎伊尔的海地人。又由移居至美国的海地人将病毒传到美国，再通过美国这个世界各地人口流动性最大的国家传播到全球各地。

　　埃博拉病毒也可能来自灵长类动物

　　埃博拉病毒的症状十分恐怖。感染者发高烧，肌肉疼痛无比，体内的心、肝、脏等内部器官开始糜烂成半液体的块状，最后患者眼睛、嘴、鼻子和肛门大量出血，全身皮肤毛孔浸满污血而死。它几乎成了一个神话世界里的魔鬼！埃博拉病毒极易通过患者的血液、精液、尿液和汗液传播，一般潜伏期为三周，感染者的死亡率可以高达80%。发病初期的症状极具迷惑性，容易被医生误认为是普通的发烧或者麻疹。

　　2003年，刚果西北部与加蓬接壤的地区再次大规模爆发致命的埃博拉病毒，并有100多人因埃博拉病毒致死。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部分专家已经前往该地区调查疫情，并提供救援帮助。据刚果卫生部长对媒体公布的消息称，此次埃博拉病毒爆发的原因是当地居民食用了附近森林里死去的灵长类动物。

　　亨德拉病毒来自狐蝠

　　1994年9月，在澳洲东岸昆士兰省首府布里斯班近郊的亨德拉镇，一个赛马场发生了一种导致赛马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疾病，这种疾病的典型特征是严重的呼吸困难和高死亡率，还表现为人接触性感染，14匹赛马和1人死亡。病原体被分离鉴定后，证明是副粘病毒科家族中的一员，最初被命名为马麻疹病毒，后被命名为亨德拉病毒。

　　亨德拉病毒出现后，当地对5000多家养动物进行了抗体检测，没发现有抗亨德拉病毒的抗体。后来，调查的目标转到了能在发病地区之间活动的野生动物，发现黑狐蝠、灰头狐蝠、小红狐蝠、眼圈狐蝠等四种狐蝠体内具有抗亨德拉病毒的抗体。此后，又在一只怀孕的灰头狐蝠生殖道内分离到亨德拉病毒。对昆士兰的1043个狐蝠样本进行血清学检测，发现47%的样本呈亨德拉病毒阳性反应。抗体监测发现狐蝠体内的抗体水平与疾病的地方流行性相一致，预示狐蝠处于感染的亚临床状态。虽然没有发现病毒从狐蝠直接传播给马，但实验室感染证实这种方式是可能的。最可能的传播途径就是马采食了被携带病毒的狐蝠胎儿组织或胎水污染的牧草所致。在昆士兰，马群的发病时间正好与果蝠的繁殖季节相重叠，而且从实验室感染和自然感染的狐蝠胎儿组织中分别分离到亨德拉病毒，进一步支持这一推测。在实验室试验的情况下，亨德拉病毒却不易传播。

　　尼巴病毒也是来自狐蝠

　　1998年9月至1999年4月，尼巴病毒在马来西亚首次爆发，导致成千上万头猪死亡，并在几周内传染给人，所感染的276人中有105人死亡。采取死亡病人脑脊液检查，间接免疫荧光显示尼巴病毒抗体呈阳性，血清用IgG和IgM捕捉ELISA方法可检测到尼巴病毒抗体。RT-PCR证实为一种类似亨德拉病毒样病毒，但临床及流行病学均与亨德拉病毒不同，认为是一种新的病毒,取名为尼巴病毒。系统学研究发现，尼巴病毒也属于副粘病毒，在现有的副粘病毒科成员中，尼巴病毒与亨德拉病毒亲缘关系最近,被归为一个新属。

　　在尼巴病毒感染的猪场内，病毒传播速度很快。同一猪场内的猪之间的传播，极有可能是通过直接接触病猪的分泌物或排泄物，如尿、唾液、喉气管分泌物等，尤其是在封闭式猪舍内。病猪的典型特征是急性高烧、呼吸困难和神经症状。病人均为猪场或屠宰场工人，表现为起病急、发烧、头痛、行为改变、肌痉挛、心动过速、视力轻度模糊。接着，病人开始昏迷，神经症状和体征进行性恶化，呼吸极度困难，不可逆性低血压及峰形发热。典型病人从发病到死亡仅6天。大部分病人为脑炎症状，少数出现非典型肺炎症状。人群中的感染病例多为同感染尼巴病毒猪直接接触的饲养人员，主要是通过伤口、病猪分泌物、排泄物或唾液、鼻腔分泌物、血液、尿液、粪便、以及呼出的气体等直接接触而感染尼巴病毒，没有发现尼巴病毒在人之间传播。鉴于尼巴病毒与亨德拉病毒有很近的亲缘关系，所以蝙蝠就成了首要的监测目标。马来西亚蝙蝠种类多样，包括至少13种食果蝙蝠和60多种食虫蝙蝠。对14个种324只蝙蝠血清进行检测，其中5个种(包括1种食虫蝙蝠)的21只蝙蝠有尼巴病毒中和抗体。后来又从黑喉狐蝠尿液内分离到尼巴病毒，进一步证实了狐蝠就是尼巴病毒的自然宿主。

　　人类历史上几场伟大的抗病毒战役

　　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和禽流感，让长期享受平静生活的人们突然紧张起来，甚至产生不必要的恐惧心理。其实，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过数百种病毒的挑战，一个人的一生，平均会有200多次病毒感染的机会，与天花病毒、狂犬病病毒以及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相比，SARS和禽流感病毒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回顾人类历史上抗击病毒的历程，会使我们更加坚定战胜任何病毒的信念。

　　最漂亮的战役---消灭天花

　　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一旦与患者接触几乎都被传染，且死亡率极高，通常四名病人就有一名死亡，三人留下丑陋的痘痕，人类历史上因天花死亡的总人类达三亿之多，天花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恐慌，但天花也展现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在我国明朝隆庆年间广泛流传的种痘术，是当时世界上预防天花的最有效方法，人们采用轻型天花病人的痘痂，用棉花浸蘸后塞入鼻孔，其预防天花的效果十分显著。到了200多年后的十八世纪，英国人琴纳发明了牛痘接种法，人类预防天花的战役全面展开。

　　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做出大胆决定——要在全球扑灭天花！此时天花仍在世界上42个国家发生，每年患病的病人达二百五十万之多，世界卫生组织的措施是：设立专门机构，严格监察天花流行；建立早期报告制度；严格隔离天花病人；广泛接种牛痘疫苗。1973年5月，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上，代表们回顾了五年来的战争历程。经过这五年的艰苦努力，扑灭天花的第一期战役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胜利，天花的流行已从42个国家减少到9个，每年患病人数由250万降到了20万，会议做出了“要求所有国家给予根治天花计划以最大优先地位”的决议。两年后的1975年，各国报告天花的发病人数只有一万九千多例，到年底，天花只局限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1977年10月，最后一例自然感染的病例在索马里被找到，至此人类取得了战胜天花的最伟大的胜利。如今世界上全部的天花毒种已经毁掉，在美国亚特兰大疾病控制中心的严密控制下，仅保存了一株参考毒种。

　　最危险的战役---控制狂犬病

　　狂犬病是一种对人类危害较大的传染病，由狂犬病病毒引起，被疯狗咬伤后经过3-8周的潜伏期，也可在更长一段时间的潜伏后开始发病，当病程达到“恐水症”期，死亡率几乎100%，病人临死前由于中枢神经的广泛损伤而十分痛苦。

　　与狂犬病作战的先锋是医学之父巴斯德，这位天才科学家21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以入学条件严格著称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来因发现酒石酸钾钠的左右旋而成为有名的化学教授，但是在那个传染病肆无忌惮的年代里，他改行成为一名微生物猎人。巴斯德在仆人的帮助下，从疯狗的嘴里收集流涎，但令他失望的是，总也找不到当时最为时髦的细菌，1884年，巴斯德首次提出,狂犬病原不是细菌而是一种可以滤过的致病因子，即后来被证实的狂犬病病毒。巴斯德将疯狗的流涎接种到兔脑中，兔子不久就发病，他又取出兔脑组织接种正常狗，待狗发病后再取流涎接种兔脑，经过两年惊心动魄的接种，他发现病毒不再使狗发病，但仍可使兔子发病，发病时间固定在5-7天，他称可使狗发病的是野毒株,使兔发病的为固定毒株，这种固定毒株可以作为疫苗，他用这种疫苗首次给一个被狂犬咬成重伤的儿童治疗，使这名儿童治愈康复, 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的一名看门人。

　　巴斯德的成功传遍欧洲，此时在俄国有十七位被疯狗咬伤的农民，正在等待死神的到来，得到此消息后，他们千里迢迢赶到法国求助于巴斯德，巴斯德给他们每天接种疫苗，一共打了十四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十四针”，令人振奋的是十七位俄国农民有十五位存活下来，巴斯德再次感动了欧洲，也感动了俄国沙皇，沙皇授予巴斯德钻石勋章，并捐赠十万法郎, 巴斯德用这些钱，建立了享誉世界的巴斯德研究所，该研究所一直走在世界微生物研究的前沿，直至20世纪八十年代还在世界上首次发现爱滋病毒，如今正投入到对抗SARS的战斗中。

　　最快速的战斗---战胜骨髓灰质炎

　　直到本世纪初，骨髓灰质炎还是婴儿的一种主要疾病（称“小儿麻痹症” ）,1909年,抗原之父，诺贝尔奖获得者Landsteiner 把一位病人的脊髓滤液经脑内接种给猴子，证明病原为一种病毒，虽然脊灰的死亡率并不高，但是能引起跛足后遗症的脊灰一旦发生流行，即使是小规模也足以令人生畏。

　　使脊髓灰质炎病毒闻名于世的是二战时期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已是成年的罗斯福在一次出海旅行归来后发现自己被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成了名不符实的“小儿麻痹症”。时任纽约一家银行行长的罗斯福凭着惊人的毅力与脊灰抗争，终于战胜了病魔，但终身只能坐在轮椅上，坚强的罗斯福并不气馁，并参加了纽约市长的竞选，在对选民进行演讲时，激动的罗斯福突然从轮椅上站了起来，他的人格魅力，他的战胜困难的勇气，使他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后来连任美国总统，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法西斯的三巨头之一。

　　罗斯福战胜脊灰的精神鼓励了无数人，一些财团以及个人纷纷捐款，用于脊灰病毒的研究，1945年用人和猴子的非神经组织培养物分离脊灰病毒成功，并可传代，1953年证实脊灰病毒为RNA病毒，1954年灭活疫苗研制成功，大规模的疫苗接种对战胜脊灰病毒至关重要。但科学家发现，这种疫苗因为是注射接种，仅使人体内血液中产生IgG 抗体，而脊灰是肠道病毒, 儿童的成堆玩耍使病毒能从口进入消化道，再随粪便排出，感染未接种疫苗的儿童。科学家们进一步发明了可以口服的脊灰糖丸，能在肠道产生IgA抗体，即使病毒经口进入，也在肠道就地消灭，如今脊灰病毒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彻底消灭的病毒。

　　最团结的战斗——攻克SARS病毒

　　SARS病毒虽然来势凶猛，但与其它烈性传染病相比还不至于对全人类造成灾难性危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流感大流行曾导致二千多万人死亡，1957年流感再次爆发，有十五亿患者，死了数以万计的老人和小孩。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SARS病毒肯定不会如此猖狂，有两个因素对人类战胜SARS病毒会起到关键作用，一是政府重视，全民参与，这是胜利的基本保证。当年毛主席挥笔“送瘟神”，使我国的血吸虫病得到有效控制；乾隆皇帝下令种人痘，使天花在京城的危害大大降低； 罗斯福总统以身战脊灰，使脊灰疫苗成为最早应用的病毒疫苗； 尼克松总统的“癌症法案”，使癌症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水平得到大大提高,因为该法案而配套的100亿美元研究经费，虽然没能彻底根治癌症，但因此而产生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当今生命科学的影响意义深远。2003年，中国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临一线，全民抗SARS气壮山河，这是战胜SARS有力的保证。第二个因素是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非常投入的科研及医务人员，7周找到病原体，开创了病原学研究的先河。

　　病毒的流行是人类破坏自然的一种回应

　　新的病毒性疾病在现代社会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究其原因除了病毒本身的变异以外，还与现代社会的特征有密切的关系。如全球人口的无限制膨胀、城市化的扩大、环境的破坏、交通工具的革命等。

　　科学家最初认为新病毒性疾病的出现、流行，主要是由病毒基因组的改变而引起的。然而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环境因素才是新病毒性疾病出现的主要原因，生态环境的改变至少能加速新病毒性疾病的出现。洛克菲勒大学的Stephen教授指出：所谓那些新出现的病毒其实在一些动物宿主中早已存在，艾滋病病毒、埃博拉病毒、黄热病毒首先只是存在于猴子中；汉坦病毒只是存在于啮齿动物中，它们只有偶然的机会才能感染人。但是，一旦环境条件改变就可能流行。环境条件的改变正是由于工业化社会使人口膨胀、森林破坏、环境污染等造成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人类进入新的动物栖息地（如热带雨林）后暴露在新的病毒病原体面前，使得病毒能很快从动物宿主传播给人；环境污染能影响病毒的传播；全球性温室效应带来了新的降雨格局，积水造成的大量水洼为蚊媒提供了理想的孳生场所。一些特定的生态与地理因素能影响到新病毒性疾病的发生，而某些偏僻的地方对新进入的病毒尤其敏感。

　　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一方面能影响生态环境，导致新病毒性疾病的流行，而另一方面活动的本身也有助于病毒的流行。全球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得病毒的传播更为广泛、迅速。许多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的病毒性疾病正由于人的社会活动而得以大规模流行。

　　2003年11月爆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波及东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有新的感染者被确认，并有数十名感染者不幸死亡，其来势可谓凶猛。

　　或许是由于不久前SARS的前车之鉴，我们应对禽流感时从容了许多。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都及时采取了行动和措施，以防止病毒的蔓延。信息的公开以及对人们疑惑的解答平息了人们心中不少的恐慌，不过未经有关部门特殊鉴定的家禽还是注定要暂时告别我们的餐桌。　　

　　养殖者与商贩的期待，感染者及其家人无助的眼神，普通你我心里的紧张，似乎都表现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在现代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或许从没有意识到人的生命竟然如此脆弱。

　　有人曾把人类历史描述成一部与自然的抗争史。早期的人类活动简单到仅仅是为了维持生存，对自然甚至其他动物曾经充满敬畏。然而，人类毕竟是地球上高智商、拥有知识、能自我积累与更新能力的高级生物。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越来越希望摆脱自然的束缚，获取更大的身心自由，也慢慢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于是，自然的和谐被打破，人类有组织的行动对自然的塑造，远远超过其自身的演化。

　　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规律，自然更是这样，它绝对不允许别人对它的肆无忌惮，天灾与疾病或许是它给人类的约束，是人类对自然破坏性掠夺的一种回应。于是我说今天的自然灾害中增加了太多人为的因素。同样，我们所知道的一些疾病也是从非自然形态的村落、城市以及经济形式的出现而变得"流行"的，因为社会总是以一定数量的人为基础的，它就成为疾病流行的土壤，而我们所熟悉的大多数传染病如流感、鼠疫、肺炎等等也都可以追溯到人类的动物朋友。人类当然可以只靠自己的智慧来克服灾难，战胜病魔，事实上我们也经常是这样做的。我们在江河上筑坝拦截洪水，我们发现一个又一个有用的微生物来克制病菌。然而，我们的做法究竟是化解了危险，还是仅仅暂时将之压制，直至积重难返？

　　科学发展、技术进步，是人类的伟力，但也使人类自以为是或茫然以对。历史经验所证明。对于艾滋病，我们至今束手无策；对于SARS，我们曾经惊惶失措；而对于已经变异的H5N1病毒(引发禽流感)，我们现在还是望洋兴叹......对于这些不知何时被人类唤醒的灾难，人类的智慧往往具有后知后觉的特性。

　　危险就在身边潜伏，有些是其发生的可能性和危害程度我们至今都不清楚的，如基因技术、转基因植物对人的影响等等；还有一些是灾难发生所导致的后果非常清楚，但人们幻想近期不会发生而放任自流的，如缓慢的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的变化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可怕的命题：要么唇齿相依相得益彰，要么唇亡齿寒同归于尽。古时由于缺乏知识，在灾难发生时，人们往往会采取自罚、降低物质享受的方式来祈求上天的原谅，而今天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许多自然的奥秘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当然应该更多。

　　如今，随着高致病性禽流感尾随SARS的不期而至，这也许能够促使人类学会怀疑与敬畏，怀疑在对技术理性近乎迷信之下心安理得的生活，怀疑人类对自然的掌控程度，从而重新产生对自然应有的敬畏，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实现自然、人类与心灵的和谐。

　　作为人类群体心理的共同经历，疫情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自身陷入文明的深度和退出的难度，从而有可能感知到技术与文明的极权，我们是否应该选择一种更负责的态度与自然相处呢？(编辑 穆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