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一个老百姓的健康权利的维护被分散到了六到七个部委，如果加上一些不太直接相关的部门，能够多达十几个。

　　这种宏观上组织体系的分散注定了，医改的成功，决不是一个卫生部的能力所及的范围。

　　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的监管作用不可替代。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包括严格市场的准入门槛、 规范医院的经营行为、确保药品价格的合理以及惩处违反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的医院及其从业人员等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卫生部而言，这真的是一个糟糕的时代。

　　2005年7月，“医改基本不成功”这句出自于一份研究报告中的观点，顷刻之间将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推到了聚光灯下，同时把卫生部牢牢地钉在了箭靶上。

　　2006年新年伊始，在遭遇了近半年的严厉指责后，卫生部出台了第一项医改措施，提出各地要建立平价医院或平价病房。然而，此举一出，各种质疑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

　　有记者在采访北京的三甲医院时发现，谈到平价医院，医生普遍觉得实现不了，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百姓医疗保障体制不健全；二是医生报酬不到位。其中，主要是医生报酬不到位。“一个月3000元的收入太少！”一位接受采访的主任医生说。有媒体更是将卫生部此举定性为“作秀”、“炒作概念”。

　　批评的理由很充分。卫生部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医疗体制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首先，我国目前已建立了从社区医院到三级甲等大型医院的医疗体系模式。从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就花大量经费推进社区医院的开展，而且社区医院当初诞生时主打的旗帜就是便民、利民，老百姓得病了，可以就近到社区医院诊治，既快捷又省钱。现在社区医院还没有完善，又急着推出所谓的平价医院，相对于现有医疗体系来说，的确是个巨大的浪费。其次，平价医院的支出由政府核拨，那么平价医院管理者的责任心谁来监督？管理者会不会随意挥霍纳税人的税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政府核拨的这笔钱的最终效用可能是又养肥了几只“硕鼠”而已。又有新华社的报道称，北京市首家平价医院上地医院因政府扶持措施尚未到位，经营惨淡。

　　其实，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卫生部一直表现得积极努力，但就如平价医院的推出一样，似乎总是出力不讨好。

　　早从1998年开始，卫生部就积极推进实现区域卫生规划，实行医疗机构的分类管理，进行药品生产和流通的体制改革，推进城市医保和农村卫生保障制度，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改革进展得都不顺利。

　　政出多门是改革措施不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国家，一个老百姓的健康权利的维护被分散到了六到七个部委，如果加上一些不太直接相关的部门，能够多达十几个。比如，城市就业人口的医疗保险是由劳动社会保障部负责，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是卫生部办的，城乡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由民政部主管，作为医疗服务的替代性医疗手段，中国传统的中药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控制，而医疗服务的价格的制定又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来做的。

　　这种宏观上组织体系的分散注定了，医改的成功，决不是一个卫生部的能力所及的范围。

　　卫生部自身的定位也是医疗体制改革进展不顺利的原因之一。卫生部究竟是应该直接去办医院，还是充当医疗服务有效监管者。

　　事实上，缺乏公开、透明、有效负责的监管体系一直是中国医疗体制上的大问题。正是因为有效监管体系的缺失，医院和医生才可以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为所欲为。而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的监管作用不可替代。政府对医疗市场的监管包括严格市场的准入门槛、规范医院的经营行为、确保药品价格的合理以及惩处违反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的医院及其从业人员等等。卫生部只有真正建立起严格负责的监管体系，才有可能从制度上杜绝医疗费用的超常快速增长现象，还老百姓一个健康阳光的医疗服务系统。

　　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也阻碍了医疗制度改革的进程。

　　北京师范大学顾昕教授曾经算过一笔账，假设如果在城镇扩大医保范围，允许在职人员给家庭成员承担社会医疗保险，同时完善现在正在试点的医疗保险救助体系，把城镇居民全部纳入保障范围之内，顾昕计算国家只需要花107亿元，而城镇居民平均每年多掏的保险费也只有400多元；在农村采取强制的合作医疗体系，并提高中央和政府的支出，共需多掏400多亿元。这样二者相加，中央政府每年多掏出600亿元左右，就可以建立全民覆盖的医疗保险制度。如果顾教授这个计算方法合理，那么用国家财政准备补贴平价医院的钱和每年用来补贴医院的钱来建立医疗保险制度，显然是一个要划算得多的事。

　　有一句话说得好，在没有确定疾病的种类之前，决不要治疗这种疾病。在目前的形势下，卫生部也用不着因为舆论的压力，紧赶着出台一些“应景”的政策措施。一旦因为心急下错了药方，真的会越治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