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力川 （一）
最为人称道的是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已婚男女每天都与他们的母亲见面，50％的已婚男子与他们的母亲住在一个城市，15％的人甚至与父母住在同一幢公寓。最离奇的是七成超过35岁的独身男子与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
; 凡大城市都有性别，看多了自然能辨别一座城市是阴性的还是阳性的。例如，巴黎给人的感觉是阴性的，伦敦给人的感觉是阳性的；圣彼得堡可以说是阴性的，莫斯科无疑是阳性的。上海和北京也是一阴一阳，不难分辨。遇到那种不阴不阳的城市，会觉得非常别扭，好像面对一个不男不女的人。有的时候由于陌生，你会无法一下子断定一座城市的性别，但是碰到威尼斯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你是无论如何不会含糊的。威尼斯的阴柔之气如水，罗马的阳刚之质如山；威尼斯蜿蜒的运河让你想到维纳斯飘逸的美发，罗马的古道让你领略帝国战车和铁蹄的刚烈，曲径通幽的庭园告诉你威尼斯是一座为情人设计的城市，不计其数的古罗马遗址显示这是一座按照神的世界打造的城市。 虽然罗马城阳刚之气十足，然而，罗马人却生就一种刚柔兼济的性格。这或许要归因于来自巴尔干的寒流在罗马与第勒尼安海的和风相遇。我的朋友摩西就总给人一种不冷不热的印象。他是意大利《舆论报》的记者，我几乎每次去罗马都约他在万神殿旁边的金杯咖啡馆见面，那里离他的报馆不远，而且那里的咖啡号称世界第一。1996年11月那次见面，他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意大利家庭演变的文章。我翻开随身携带的一本《欧盟国家概况》，指着一排统计数字刁难他说：“都说意大利人的家庭观念强，可你们的生育率在欧盟十五国中是最低的，二次大战前每个家庭平均人口还是4.3人，九十年代中期却只有2.9人了，在统计数字上平均一个家庭连个完整的孩子都没有……”
摩西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提这个问题，不等我的话音落地，就急着回答说：“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比如，避孕方法越来越可靠，堕胎由非法为合法，女性受教育的时间延长，职业妇女的人数增加，国家刺激生育的政策不灵，等等。但最要命的是意大利的男人太懒惰，很少干家务活，已婚妇女通常要承受家庭和职业的双重压力，而且不仅要照顾子女和丈夫，还要照顾自己的父母和丈夫的父母，这使她们在经济和感情两个方面入不敷出，往往同时出现亏空。虽然传统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但现代小家庭的子女和父母同住的时间越来越长。从八十年代开始，20到32岁的男青年中，十有八九与父母同住，九十年代中期，29岁的男子还有一半左右住在父母的家中。如果不论家庭的大小，而论家庭的长久，意大利在欧盟国家中可是首屈一指。”接着摩西又列举了其他一些统计数字，终于让我对意大利人深厚的家庭观念有了概念。例如，1968年后西欧国家的未婚生育率都大幅度攀升，只有意大利例外。1993年，意大利人的未婚生育率只占出生婴儿总数的7.3％，同一年法国人未婚生育率占出生婴儿总数的34.9％。1994年，意大利人的离婚率为8％，同一年，法国的离婚率为35％，英国的离婚率最高，为44％。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最为人称道的是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已婚男女每天都与他们的母亲见面，50％的已婚男子与他们的母亲住在一个城市，15％的人甚至与父母住在同一幢公寓。最离奇的是七成超过35岁的独身男子与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四分之一的离婚男子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回到他们的母亲的身边。
我问摩西他属于哪种情况，他笑着说，与模范孝子相比，他只能算是半个意大利人，他与父母住在同一个街道，每星期至少见两次面，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已婚男子跟他的做法类似，可以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又问他为什么意大利人对家庭和政府的态度那么不同，他说意大利人对家庭有多么重视，对政府就有多么歧视。当时普罗迪政府成立刚好半年，我请摩西预测这届政府的寿命。他说从1861年至今，法西斯执政的时代不算，意大利政府的平均寿命是一年左右，而且这个国家没有政府的时候比有政府的时候运作得更好，好像政府的存在专门是为了跟社会过不去似的……
快分手的时候，摩西言归正传：“你现在明白了为什么意大利人重家庭轻政府。因为绝对不稳定的政府衬托了相对稳定的家庭。政府的存在是‘虚有’，看得见，摸不着，有时候是既看不见也摸不着，而且最好是看不见摸不着；父母的存在是‘实有’，看得见也摸得着，由不得随便更换。其实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跟意大利的没两样，都有集权倾向，靠纳税人供养，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无所不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不知何在。不同的是意大利政府软弱无力，效率不彰，而且上台下台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我说这些你都要写进文章里吗？他说在意大利这都是常识，不用写。或许因为看到我们谈话时我做了点笔记，摩西让我忘掉那些关于家庭的统计数字，他说统计数字描述的家庭都是四不像，例如我们引述的“现在家庭的平均人口是2.9人”。再说现实中也没有完全一样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喜事和愁事，希望和幻灭，秘密和丑闻。最后他还是篡改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语说：“记住，我的朋友，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从同样的幸与不幸之中，每个家庭得到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我怀疑这可能就是他文章的结论，刚想问他，摩西莞尔一笑说：“我有一个星期没去看我母亲了，为了保持我的文章中那些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我也该去看看她了。”
（二）
要把家庭看作您生命中的太阳。人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明白，教会可以没有你，足球可以没有你，国家、民族也可以没有你，事业、单位都可以没有你，但是家庭不能没有你。最需要你的不是能感受到你存在的人，而是能感受到你不在了的人。其实家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另一个人的一部分，这不仅是血缘和亲情，还有共同的经历和记忆。
同摩西道别，我走出金杯咖啡馆，万神殿已经浸染在暮色之中，更显得高深莫测。不知为什么，每次与朋友分手，我不是回想这次见面的情形，而是猜想下次见面的情形，好像未来是可以预支的时间。每到一座城市，最想做的事不是参观游览，而是看望当地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出去旅行，总是向往大城市和自然景观，现在越来越对那个国家的人发生兴趣。有时不巧那个地方的朋友不在，或者时间仓促来不及见面，或者根本不认识什么人，我就会带着一丝遗憾离开，就像上次从威尼斯回来，想起鲁卡时的感觉。鲁卡研究藏学，在帕多瓦大学任教，家住威尼斯。我对鲁卡的记忆是与他住的房子连在一起的，因为他有一副高挑的身材，与他家举架极高的房子非常相称。鲁卡的脸上很少露出笑容，但却像威尼斯建筑的色彩和维瓦尔第的作品《四季》一样让你觉得欢快。他们兄弟二人，弟弟继承父业，担任米兰一家私人投资银行经理，经常资助鲁卡学校的学术活动。有一次我称赞他弟弟身在商界，却热心学术，鲁卡说不见得是热心，但这是他们家的传统，他有一个叔叔曾经是博洛尼亚的大学教授，当年也经常得到他父亲的赞助。我问鲁卡在他们兄弟之间，为什么是他的弟弟继承了父业，而不是他这个长子？
“这是因为父亲觉得我弟弟比我更有性格。父亲常对我们说：‘一个个性强的人可能会因其个性而犯错误，但一个没有个性的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可是个性与经营银行有什么关系呢？”我追问。
“一个私人银行的主要业务是管理资金并做合理的投资。我父亲的经验好像使他相信，投资需要有个性的眼光，就好像买画，有眼光的人不是在艺术家成名之后买他的画，而是在他成名前发现他的画好并开始收藏。在这方面，个性强的人更有判断力，没有个性的人容易随波逐流。”
鲁卡的话使我对他父亲的想法产生了兴趣。
“在你父亲看来，什么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我问他。
“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不只我父亲这么看，大多数意大利人也这么看。我父亲给意大利人的价值观排号，第一是家庭，第二是教廷，第三是足球。”
说起足球，我有一回领教过意大利人的狂热。那是1990年6月2日，我从罗马回巴黎，一大早到达·芬奇旅馆大堂退房，结账的小伙计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好像我是一个外星人。过了半晌，他生气地说：“我拒绝给您结账。”我急着赶飞机，忙问他为什么？他没好气地说：“今天是世界杯足球开幕的日子，全世界的人都赶着到罗马来，家家旅馆爆满，一‘床’难求，您可倒好，偏偏在这个时候离开，有您这么傻的人吗？”看来他是真心为我遗憾，好像我不是一个顾客，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勉强结过账还不忘提醒我说：“跟出租汽车司机说您是去飞机场接人，否则的话，小心他把您拉到足球场去。”那天罗马至巴黎的航线果然空空如也，乘客的人数好像跟机组人员差不多。回到巴黎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那滋味就如同人在罗马不去参观竞技场，回到家却捧起一本导游手册看竞技场的照片一样。
鲁卡这个朋友反倒一点也不为我遗憾。他说很多人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从来没迷恋过什么，所以逮着足球，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他还说那个假装不愿给我结账的小伙子十有八九跟我一样，也是在电视机前看球赛的转播。我看谈足球话不投机，连忙把话题拉到家庭上来。果然，鲁卡的神经又被触动了，说起他结婚的时候，他父亲在婚礼上读了一段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里面谈到婚姻、家庭什么的。可惜新郎当时过于兴奋，没记住具体内容，晚上进了洞房，早把卡夫卡抛到脑后去了。
我可以想像鲁卡进了洞房后发生的事情，但是想像不出卡夫卡写给父亲的信的内容。那次从威尼斯回到巴黎，我去书店找到《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很快就看完了。我猜想，鲁卡的父亲在他的婚礼上读的一定是这一段：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出生的孩子，使他们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生存下来，甚至，如果可能的话，引导他们一下，我相信这就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顶点。很多人表面上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并不说明事情并非如此。首先，真正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其次，这极少数人一般来说其实没做什么，而只是接受某种结果。我所说的顶点当然不是这个，而是非常伟大和令人尊敬的（特别是不可能清楚地辨别‘做’与‘接受’的不同）。所以归根到底，我所说的甚至不是这个顶点，而仅仅是若干遥远，但真实的近似而已。我们真的不需要飞到太阳中间去，而是要在地球上摸索，直至找到一个阳光不时照耀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暖和一下身子。”
看过卡夫卡给他父亲的信，我才相信卡夫卡和他父亲的关系真的非常冷淡。卡夫卡眼中的父亲是一个专横和不近人情的人，这封信的用词虽不失恭敬，但对他父亲的批评却毫不留情，尤其责备他对儿子爱情和婚事的嘲讽。我不太明白鲁卡父亲为什么要在儿子的婚礼上读卡夫卡的信，我想像着鲁卡和他父亲的关系与卡夫卡和他的父亲的关系完全不同。我给鲁卡写了一封信，问他父亲在他的婚礼上读的是不是这段文字。时隔很久，我几乎把这件事忘了才接到鲁卡的回信。里面有他父亲的几句附笔：“鲁卡给我看了您的信，您能注意到卡夫卡的这段话我很高兴。要把家庭看作您生命中的太阳。人活到一定的年龄就会明白，教会可以没有你，足球可以没有你，国家、民族也可以没有你，事业、单位都可以没有你，但是家庭不能没有你。最需要你的不是能感受到你存在的人，而是能感受到你不在了的人。其实家庭每个人的身上都有另一个人的一部分，这不仅是血缘和亲情，还有共同的经历和记忆。在一起的时候常常不在意，分开之后却备感珍贵。至于卡夫卡那位专横的父亲，他使世界上少了一个幸福的儿子，但多了一个多愁善感的作家。我真不知道应该责怪他还是感激他？”
（摘自《跨文化对话》〈15〉该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