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涛

    在文学史的经典著作中，对于战争的描绘，大多着意于英雄人物的精心塑造、或者战争场景的宏观展现，浓墨重彩的史诗风格构成战争题材作品较普遍的审美色调。相比而言，犹太裔俄罗斯作家巴别尔（1894－1940）是个异类：在他的笔下，战争的史诗性崇高品格被生死交织的 写实笔法取代，英雄主人公由参与战争、并因此饱受创伤的普通人物替换，宏阔的战事波澜为细微的日常冲突所冲淡。他由于高尔基的欣赏走向文坛，后来却蒙冤而逝，从此在自己的祖国长时期文名沉寂。他的短促人生演绎了20世纪文学史上的别一出悲剧。

    巴别尔不是以鸿篇巨制而是以系列短篇叙说战争，他的小说集《红色骑兵军》收录了30余篇以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联国内战争为内容的作品，各篇文字的长度以现在的标准衡量，大多可归入微型小说之列。透过这些“微小”之作，巴别尔把残酷的战争场景和非常态的人生体验，借助朴素的话语和平凡人物的境遇、行动，一一呈现于读者面前。比如：孤独而富于幻想的店铺老板基大利把革命想象为“要叫天下人快活”、却不该让人家里有孤儿寡母（《基大利》）；受伤垂死的电话兵多尔古绍夫为免遭敌人侮辱恳求战友“花一颗子弹”在自己身上（《多尔古绍夫之死》）；固执的骑兵排长阿弗尼卡·比达惜马如命，为寻觅良驹甘受磨难（《阿弗尼卡·比达》）；还有为战利品争执的人、受战乱冲击的天主教教士或犹太教拉比、在动荡中挣扎生存的车夫、寡妇、投机贩子……战争不相信眼泪，人性美的星光和着为生存的全部苦斗，在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悲壮地凸显出来。巴别尔以质朴的写实方式刻画出战争年代普通人的群像，没有泪痕、而只有淡淡的血迹，清晰地烙印在不同人物的生活世界。

    小说或以对话形式，或以事件叙述，简洁而冷静地抒写被严酷战争扭曲的一个个人生片断。作品以“我”为叙事主人公连贯起不同篇章的内容，并由此为小说提供了特殊的视角：“我”既是战事的亲历者，赋有战斗使命，同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文书获得了接近军官和士兵不同类型人物的契机。在部分篇章中“我”又因人物自述方式的需要而变换身份。“我”既眼见了战争的生死较量，又因着残酷的战争氛围生发思想闪念。“开枪打死一个人可以使我们摆脱这个人，然而开枪打死他，其实是对他的一种赦免，对自己却是一种可憎的解脱，枪杀他人是与人的灵魂格格不入的，如果人身上有灵魂，且能显示其存在的话”（《马特韦·罗季奥内奇·巴甫利钦柯传略》）。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残忍与悲悯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产生奇异的混合，作品中这类充满哲理的话语在不同人物对于自身境遇的感悟中，

    常常得以自然而然地呈现。语言的鲜活、诗意和凝练，使得小说中的战争叙事具备了极大艺术张力，微小的片断中隐含强大的情感与思想震撼。

    批评界将巴别尔与卡夫卡、海明威相提并论，或称他为“苏俄时代的莫泊桑”。在俄罗斯本土，巴别尔这颗曾经陨落的文坛明星已重新升起。近年来的中文出版物也开始跃出巴别尔这个被外国文学史教科书长久埋没的名字，《红色骑兵军》（又译《骑兵军》）这部被誉为“战争文学之绝唱”的作品在经历80多年的历史沧桑后终于展示在我们面前。阅读巴别尔，可以获得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诸多启示。

    （巴别尔小说《红色骑兵军》，戴骢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初版。再版的插图本译为《骑兵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