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旖旎的莱阳路是老青岛最美丽的海滨大道,它飘洒回环,缠绕在大海身边,占尽山光水色灵秀之气;依山而筑的楼阁亭台像一件件艺术品风姿万千赏心悦目。在莱阳 路的东端,有座颇有名气的老建筑,庭院幽雅别致,两幢连体小楼红瓦盖顶,东边楼墙体为黄色,西边楼墙体为绿色,设计精巧色彩明丽,相依相偎又相映成趣,故此人们形象地称其为“鸳鸯楼”，并将黄楼叫做雄楼,绿楼叫做雌楼,这就是莱阳路3号,今天的荣韶宾馆,市政府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

　　此楼建成于1931年,一说为林耕宇私宅,一说为清朝遗老恭亲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市党部主任葛覃及其家眷入住,曾使朝野上下为之一惊的“青岛市长打党部主任”事件就自这里爆出：青岛市市长李先良派手下深夜翻墙潜入莱阳路3号意有所图，不料被葛覃的司机兼保镖发现，双方短兵相接各有伤亡，李先良的部下拖着同伙的尸体仓惶逃跑。第二天各媒体铺天盖地爆料，都说是官场倾轧不择手段，市长李先良居然明目张胆地派人行刺党部主任葛覃，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而政府上层除葛覃第二天大发一通脾气外其他人都三缄其口，个中内幕只有葛李二人心知肚明——李先良还没有蠢到真刀真枪窜进党部主任家杀人除患的地步，他派人夤夜闯入莱阳路3号，是想抓捕葛覃的妻弟刘寄萍。要问李先良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就得从葛覃的妻子刘巨全姐弟二人不平凡的经历说起。

　　葛覃的妻子刘巨全女士本名毓荃，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历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曾主持全国妇女会工作，为争取提高妇女地位，男女平等同工同酬，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189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辛兴镇尧村，是清朝名相刘墉的第五世子孙，父亲刘凤书遵循刘氏家族“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家训，耕读之余热心参与慈善活动，他和本家弟兄合办中药铺，向贫苦农民施医施药；独资兴办辛兴小学（现为辛兴中学），免费接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为提倡新式教育和女子教育，凤书让自己的女儿们率先背起书包去辛兴小学读书，开当地女子读“洋学”先河；他坚决抵制女子缠足的封建野蛮陋习，刘巨全姐妹四人均免受缠足之苦。

　　刘巨全女士1918年与诸城臧家庄的臧抚九（诗人臧克家的叔叔）成婚，其祖父文斋是清末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湖广学政，乡人尊称臧家为“翰林院”。臧抚九见妻子才干出众便倾力支持她外出读书，刘巨全考进北京中国大学习商。其时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设于天津，同盟会元老丁惟汾、路友余为负责人，臧抚九夫妇怀一腔爱国心，经路友余介绍一同加入国民党，臧抚九任交通，巨全因有孩子需要照料留在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很快就脱颖而出当选北京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她作为北京代表与会，并担任大会中央委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北方党部由国民党人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共同负责，于右任、路友余、刘巨全、陈毅等任党部委员，主持日常工作。1926年“3。18”惨案后，革命形势日益险恶，北方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不得不迁入东交民巷办公，刘巨全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坚力量，在工作中一贯维护国共合作的利益，得到李大钊同志的信任和倚重，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廖承志友谊尤深。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公然破坏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路友余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35人，其中4名女性，即是刘巨全女士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二个女儿。巨全女士的家人四处奔走，几乎倾家荡产设法营救，她的二妹仲繁托人去潍县疏通张宗昌的内眷，张宗昌写信进言于张作霖，丁惟汾亲自恳托阎锡山打电报给张作霖要求放人，刘巨全本人在法庭提审时从容申辩道：“我乃刘阁老（刘统勋）后人，名门望族，女流之辈，又充习教（刘巨全在女子中学教国文），怎可能造反？”最终得以释放。出狱后巨全女士立即南下随北伐军行军北上。4月28日，李大钊、路友余在北京光荣牺牲。 刘巨全与死神擦身而过,虽然家产变卖殆尽总算人平安出狱,臧刘两家也是额手称庆的了。和她一起在北伐军的丈夫就要求她回故乡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再过这种担惊受怕艰辛备至的日子。这时的巨全女士已不能割舍她几乎为之献出生命的革命事业,遂与臧抚九协议离婚。.北伐成功后,国民党选派优秀党员出国深造,刘巨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就读,1932年再派英国,正当巨全女士在伦敦大学刻苦攻读一心学成报国时,家乡传来弟弟因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受酷刑病危的消息。

　　刘巨全的弟弟刘寄萍本名毓琳(来青岛作地下工作时化名刘西堂),以聪明颖悟善良孝悌闻名乡里。他与大姐的感情超越手足,年长他12岁的大姐对他关爱呵护,如严父慈母,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巨全在北方党部工作时身边就带着二个儿子和13岁的弟弟。二年前他们的父亲患急症猝然离世,因姐姐们远嫁,11岁的寄萍竟成了当家的男丁,与父亲合营粮行药铺的本家伯父忽然告诉寄萍,所有的买卖都资不抵债,需负担大笔债务,本来温饱的家道很奇怪地衰落贫困了。大姐接寄萍来北京进山东中学念初中,依靠大姐在北京女子中学教书的薪水生活,日子过的很艰苦,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他只穿两条单裤过冬,腿上冻成青一块紫一块；穿着大姐的旧女式棉鞋御寒,受尽富家子弟的耻笑；十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因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在这样的条件下,寄萍以优异的成绩令老师同学刮目相看。1926年政局恶化，北方党部搬入东交民巷后,寄萍被迫辍学回到诸城,因读师范可供食宿,1929年考进聊城师范.。当时山东曲阜师范称为省立二师,聊城师范为三师,这两间学校是山东历次学生运动的发源地,曲阜二师的革命活动尤为红火。刘寄萍在北京读书时就经常接触国共两党的领导核心人物,心中早已播下革命的种子,考入聊城师范后结识了共产党人裴康增,参加了党的秘密活动,在韩复榘抓捕共产党学生时掩护裴康增脱身。裴康增逃脱追捕后去了二师,并捎信要刘寄萍也去曲阜二师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寄萍报考曲阜二师插班生,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入校,裴康增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他出色的工作引起国民党特务学生的注意,被告密,在一次大搜捕中遭逮捕。寄萍同志被押解到济南,敌人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刑,但寄萍同志正气凛然始终不屈,被判刑五年关押在济南第五监狱,他受刑时肺部受伤吐血不止生命垂危,大姐就是这时闻讯毅然放弃进修的机会,回国全力营救弟弟.。巨全女士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为打通关节营救弟弟、安慰故乡病重的母亲，奔走于南京、济南、诸城之间，由于弟弟的案情重，直到1934年春才得以“保外就医”。当时寄萍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大姐护送他回故乡，并缓缓地告诉他一个一直瞒着他的消息：原来他们的母亲听到唯一的儿子被捕受刑濒临死亡时，惊吓过度又心疼儿子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寄萍本是至孝，他深知为国家就顾不了小家，但母亲为他惊吓而亡成为伴随他一生的内疚和痛苦。寄萍精神又受到重创，病情加剧，幸亏堂兄献臣是诸城小有名气的中医，悉心为他调治，卧床近年余才逐渐康复，

　　在寄萍入狱的几年里，山东局势突变，1933年7月，省委组织部长叛变，山东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捕、牺牲，直到1936年春中央派黎玉来山东，山东的党组织才和中央取得联系。寄萍同志在病榻上仍关心时政，向济南报刊投稿发表反蒋文章，他听说长江流域有共产党人活动频繁，1936年大病初愈的刘寄萍不顾家人的劝阻，到连云港一带边工作边找党。1937年，他动员了三位进步青年共赴延安抗日根据地。因时局动荡交通隔断，他们取道广州，辗转大半个中国才到达西安，又历尽周折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幸运的是邓颖超同志恰在西安，寄萍同志向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邓颖超胡乔木亲笔合写介绍信送寄萍和他带的伙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延安抗大，寄萍同志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他的出类拔萃给毛主席留下深刻的印象，毛主席送给他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这在当时也是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殊荣。抗大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去苏北抗日前线开辟白区工作。1939年1月，27岁的刘寄萍担任江苏赣榆县党团书记，带领县委一班人坚持斗争抗日救国。 1941年秋，寄萍回诸城开辟工作。1945年诸城解放，他被选为滨海区（含诸城、胶南、赣榆、郯城等15个县）参议员。抗战胜利后，他的大姐巨全女士及丈夫葛覃来到青岛，葛覃任青岛特别市党部主任，大姐任党部常务委员，后当选山东省监察委员。因这层关系，中共华东局派遣寄萍同志来青岛了解有关第三次国共合谈内幕情报。

　　近十年未见面的姐弟重逢，她们因政见的不同，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寄萍只说来看望二位姐姐，因为四姐蕴堂也住在莱阳路3号东楼的三楼上：蕴堂本在抗日根据地做文化教员，传来丈夫臧授田（与臧抚九是亲兄弟，是臧克家的小叔）在抗日队伍牺牲的消息，不久她18岁的独生女儿大艾病故，受到双重打击的蕴堂精神一度失常，来青岛求医。她不管有什么国民党的官员在场，也不管东楼二楼密室里开着什么重要会议，天天在楼梯上上下下，口中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次寄萍来青岛，巨全的压力更大了，她暗地里告诉寄萍说，自济南一案后，大家都知道我有个铁了心的共产党弟弟，要知道你当时只是“保外就医”，案子并没了结，要想找麻烦很容易。现在党内派系斗争剑拔弩张，只一个蕴堂闹騰就够受的，你可别给我添事了。 后来巨全女士的话果然被验证，李先良获知寄萍从解放区来青的消息后，认为握着一张打倒葛覃夫妇的王牌，冒险上演了一场“火并”的大戏。岂知他的手下没能摸进鸳鸯楼就被打跑，双方各赔上一条人命；李先良还不知道的是，他要抓的刘寄萍，已被葛覃送到朋友窦士先家软禁起来好久了，那天夜里李的部下即便得了手也找不到要抓的人，白白给四十年代的青岛留下一个难解的谜团。

　　这个谜底已在寄萍的家里藏了近六十年，作为寄萍的女儿，今天，我替父亲把谜底向世人公开。

　　风光旖旎的莱阳路是老青岛最美丽的海滨大道,它飘洒回环,缠绕在大海身边,占尽山光水色灵秀之气;依山而筑的楼阁亭台像一件件艺术品风姿万千赏心悦目。在莱阳路的东端,有座颇有名气的老建筑,庭院幽雅别致,两幢连体小楼红瓦盖顶,东边楼墙体为黄色,西边楼墙体为绿色,设计精巧色彩明丽,相依相偎又相映成趣,故此人们形象地称其为“鸳鸯楼”，并将黄楼叫做雄楼,绿楼叫做雌楼,这就是莱阳路3号,今天的荣韶宾馆,市政府接待重要客人的地方。

　　此楼建成于1931年,一说为林耕宇私宅,一说为清朝遗老恭亲王府。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国民党市党部主任葛覃及其家眷入住,曾使朝野上下为之一惊的“青岛市长打党部主任”事件就自这里爆出：青岛市市长李先良派手下深夜翻墙潜入莱阳路3号意有所图，不料被葛覃的司机兼保镖发现，双方短兵相接各有伤亡，李先良的部下拖着同伙的尸体仓惶逃跑。第二天各媒体铺天盖地爆料，都说是官场倾轧不择手段，市长李先良居然明目张胆地派人行刺党部主任葛覃，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丑闻。而政府上层除葛覃第二天大发一通脾气外其他人都三缄其口，个中内幕只有葛李二人心知肚明——李先良还没有蠢到真刀真枪窜进党部主任家杀人除患的地步，他派人夤夜闯入莱阳路3号，是想抓捕葛覃的妻弟刘寄萍。要问李先良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就得从葛覃的妻子刘巨全姐弟二人不平凡的经历说起。

　　葛覃的妻子刘巨全女士本名毓荃，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历任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监察委员，曾主持全国妇女会工作，为争取提高妇女地位，男女平等同工同酬，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1899年出生于山东诸城辛兴镇尧村，是清朝名相刘墉的第五世子孙，父亲刘凤书遵循刘氏家族“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家训，耕读之余热心参与慈善活动，他和本家弟兄合办中药铺，向贫苦农民施医施药；独资兴办辛兴小学（现为辛兴中学），免费接收贫困家庭的孩子入学；为提倡新式教育和女子教育，凤书让自己的女儿们率先背起书包去辛兴小学读书，开当地女子读“洋学”先河；他坚决抵制女子缠足的封建野蛮陋习，刘巨全姐妹四人均免受缠足之苦。

　　刘巨全女士1918年与诸城臧家庄的臧抚九（诗人臧克家的叔叔）成婚，其祖父文斋是清末进士，钦点翰林院编修、湖广学政，乡人尊称臧家为“翰林院”。臧抚九见妻子才干出众便倾力支持她外出读书，刘巨全考进北京中国大学习商。其时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设于天津，同盟会元老丁惟汾、路友余为负责人，臧抚九夫妇怀一腔爱国心，经路友余介绍一同加入国民党，臧抚九任交通，巨全因有孩子需要照料留在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很快就脱颖而出当选北京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她作为北京代表与会，并担任大会中央委员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北方党部由国民党人丁惟汾、共产党人李大钊共同负责，于右任、路友余、刘巨全、陈毅等任党部委员，主持日常工作。1926年“3。18”惨案后，革命形势日益险恶，北方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不得不迁入东交民巷办公，刘巨全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坚力量，在工作中一贯维护国共合作的利益，得到李大钊同志的信任和倚重，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廖承志友谊尤深。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公然破坏国际公法，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路友余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共35人，其中4名女性，即是刘巨全女士及李大钊的夫人和二个女儿。巨全女士的家人四处奔走，几乎倾家荡产设法营救，她的二妹仲繁托人去潍县疏通张宗昌的内眷，张宗昌写信进言于张作霖，丁惟汾亲自恳托阎锡山打电报给张作霖要求放人，刘巨全本人在法庭提审时从容申辩道：“我乃刘阁老（刘统勋）后人，名门望族，女流之辈，又充习教（刘巨全在女子中学教国文），怎可能造反？”最终得以释放。出狱后巨全女士立即南下随北伐军行军北上。4月28日，李大钊、路友余在北京光荣牺牲。 刘巨全与死神擦身而过,虽然家产变卖殆尽总算人平安出狱,臧刘两家也是额手称庆的了。和她一起在北伐军的丈夫就要求她回故乡照顾家庭和孩子,不再过这种担惊受怕艰辛备至的日子。这时的巨全女士已不能割舍她几乎为之献出生命的革命事业,遂与臧抚九协议离婚。.北伐成功后,国民党选派优秀党员出国深造,刘巨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就读,1932年再派英国,正当巨全女士在伦敦大学刻苦攻读一心学成报国时,家乡传来弟弟因参加共产党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受酷刑病危的消息。

　　刘巨全的弟弟刘寄萍本名毓琳(来青岛作地下工作时化名刘西堂),以聪明颖悟善良孝悌闻名乡里。他与大姐的感情超越手足,年长他12岁的大姐对他关爱呵护,如严父慈母,还是他的启蒙老师。刘巨全在北方党部工作时身边就带着二个儿子和13岁的弟弟。二年前他们的父亲患急症猝然离世,因姐姐们远嫁,11岁的寄萍竟成了当家的男丁,与父亲合营粮行药铺的本家伯父忽然告诉寄萍,所有的买卖都资不抵债,需负担大笔债务,本来温饱的家道很奇怪地衰落贫困了。大姐接寄萍来北京进山东中学念初中,依靠大姐在北京女子中学教书的薪水生活,日子过的很艰苦,在北京寒冷的冬天，他只穿两条单裤过冬,腿上冻成青一块紫一块；穿着大姐的旧女式棉鞋御寒,受尽富家子弟的耻笑；十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因营养不良患上夜盲症。在这样的条件下,寄萍以优异的成绩令老师同学刮目相看。1926年政局恶化，北方党部搬入东交民巷后,寄萍被迫辍学回到诸城,因读师范可供食宿,1929年考进聊城师范.。当时山东曲阜师范称为省立二师,聊城师范为三师,这两间学校是山东历次学生运动的发源地,曲阜二师的革命活动尤为红火。刘寄萍在北京读书时就经常接触国共两党的领导核心人物,心中早已播下革命的种子,考入聊城师范后结识了共产党人裴康增,参加了党的秘密活动,在韩复榘抓捕共产党学生时掩护裴康增脱身。裴康增逃脱追捕后去了二师,并捎信要刘寄萍也去曲阜二师参加革命活动。1931年寄萍报考曲阜二师插班生,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入校,裴康增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他出色的工作引起国民党特务学生的注意,被告密,在一次大搜捕中遭逮捕。寄萍同志被押解到济南,敌人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刑,但寄萍同志正气凛然始终不屈,被判刑五年关押在济南第五监狱,他受刑时肺部受伤吐血不止生命垂危,大姐就是这时闻讯毅然放弃进修的机会,回国全力营救弟弟.。巨全女士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为打通关节营救弟弟、安慰故乡病重的母亲，奔走于南京、济南、诸城之间，由于弟弟的案情重，直到1934年春才得以“保外就医”。当时寄萍的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大姐护送他回故乡，并缓缓地告诉他一个一直瞒着他的消息：原来他们的母亲听到唯一的儿子被捕受刑濒临死亡时，惊吓过度又心疼儿子竟然一病不起撒手人寰。寄萍本是至孝，他深知为国家就顾不了小家，但母亲为他惊吓而亡成为伴随他一生的内疚和痛苦。寄萍精神又受到重创，病情加剧，幸亏堂兄献臣是诸城小有名气的中医，悉心为他调治，卧床近年余才逐渐康复，

　　在寄萍入狱的几年里，山东局势突变，1933年7月，省委组织部长叛变，山东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捕、牺牲，直到1936年春中央派黎玉来山东，山东的党组织才和中央取得联系。寄萍同志在病榻上仍关心时政，向济南报刊投稿发表反蒋文章，他听说长江流域有共产党人活动频繁，1936年大病初愈的刘寄萍不顾家人的劝阻，到连云港一带边工作边找党。1937年，他动员了三位进步青年共赴延安抗日根据地。因时局动荡交通隔断，他们取道广州，辗转大半个中国才到达西安，又历尽周折找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幸运的是邓颖超同志恰在西安，寄萍同志向她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邓颖超胡乔木亲笔合写介绍信送寄萍和他带的伙伴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在延安抗大，寄萍同志聆听了毛泽东、张闻天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教诲，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他的出类拔萃给毛主席留下深刻的印象，毛主席送给他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这在当时也是极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殊荣。抗大毕业后，组织上派他去苏北抗日前线开辟白区工作。1939年1月，27岁的刘寄萍担任江苏赣榆县党团书记，带领县委一班人坚持斗争抗日救国。 1941年秋，寄萍回诸城开辟工作。1945年诸城解放，他被选为滨海区（含诸城、胶南、赣榆、郯城等15个县）参议员。抗战胜利后，他的大姐巨全女士及丈夫葛覃来到青岛，葛覃任青岛特别市党部主任，大姐任党部常务委员，后当选山东省监察委员。因这层关系，中共华东局派遣寄萍同志来青岛了解有关第三次国共合谈内幕情报。

　　近十年未见面的姐弟重逢，她们因政见的不同，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寄萍只说来看望二位姐姐，因为四姐蕴堂也住在莱阳路3号东楼的三楼上：蕴堂本在抗日根据地做文化教员，传来丈夫臧授田（与臧抚九是亲兄弟，是臧克家的小叔）在抗日队伍牺牲的消息，不久她18岁的独生女儿大艾病故，受到双重打击的蕴堂精神一度失常，来青岛求医。她不管有什么国民党的官员在场，也不管东楼二楼密室里开着什么重要会议，天天在楼梯上上下下，口中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次寄萍来青岛，巨全的压力更大了，她暗地里告诉寄萍说，自济南一案后，大家都知道我有个铁了心的共产党弟弟，要知道你当时只是“保外就医”，案子并没了结，要想找麻烦很容易。现在党内派系斗争剑拔弩张，只一个蕴堂闹騰就够受的，你可别给我添事了。 后来巨全女士的话果然被验证，李先良获知寄萍从解放区来青的消息后，认为握着一张打倒葛覃夫妇的王牌，冒险上演了一场“火并”的大戏。岂知他的手下没能摸进鸳鸯楼就被打跑，双方各赔上一条人命；李先良还不知道的是，他要抓的刘寄萍，已被葛覃送到朋友窦士先家软禁起来好久了，那天夜里李的部下即便得了手也找不到要抓的人，白白给四十年代的青岛留下一个难解的谜团。

　　这个谜底已在寄萍的家里藏了近六十年，作为寄萍的女儿，今天，我替父亲把谜底向世人公开。

　　撰文 刘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