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使刘少奇成为“文革”中要打倒的头号对象。为了置刘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刘少奇早年从事工人运动时曾在奉天（今沈阳）纱厂被捕过，便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最终给刘少奇扣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弥天大“帽”。本文披露了江青等人当年是怎 么策划的，那些伪证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详细经过。

    肩负特殊任务的人

    1967年7月某日，一架从北京来的飞机在沈阳机场降落，机舱里坐着三个面容冷峻的军人，其中一位是驻辽宁某部的军政委，他的任务却是奉命陪同两名比他军职低的人安全抵沈。此举足以说明这是两个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们是奉江青之命来沈阳的。此时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纵戚本禹组织中南海的“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划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此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案组得到辽宁“造反”组织的报告，说刘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纱厂被捕过，是否也应查一查。戚本禹连忙于7月28日写报告给江青：“建议迅速派专人赴沈阳组织300红卫兵（三人一组，分100组共同作业），查找敌伪档案，把刘的‘自白书’找到后，即可在适当时机公布。”江青见报告如获至宝，当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阳，照你的意见办。”同一天，中央五○四专案组（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巫中等二人在某军政委陪同下飞临沈阳。

    活人口里挖“证据”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当天，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七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下设15人的彻查办公室。在整整50天的时间里，彻查办发动东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万卷档案和报刊资料。然而，他们一无所获，没有查到刘少奇同志所谓“叛变”的任何证据，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书”纯属子虚乌有。

    面对这种状况，江青一伙岂肯善罢甘休？从历史档案中找不到的东西，他们要从活人口中挖出来。于是，彻查办把1929年前后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张学良时期奉天军警宪特的名单，以及奉天纱厂职工的花名册印发全东北，从市到县直至城市街道、农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彻查机构，逐一查找名单上的人，要求“活着的查到人头，死了的要查到坟头”。

    在中央专案组巫中指挥下，按照他们在北京虚构的刘少奇叛变情节，彻查办成立了若干彻查小组，进一步沿着“奉天纱厂———警察局———法院———张学良长官公署”这样一条线，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职的人员，不管是否了解情况，只要活着又任过职务的就列为重点知情人。甚至已经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为证人搜罗起来。

    带血的证词

    专案调查尚未开始，巫中就划框框、定调子，肯定刘少奇已经“叛变自首”。他说：“查刘少奇罪证关系极为重大……这是一项战略任务。有罪证是肯定的，只是查出来查不出来的问题，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对调查方法，他明确提出：“要经过斗争”，“以政治斗争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争会、小型专政等。”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办案人员对“知情人”采取了种种威逼手段。通过外调方式谈话得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以隔离办班为名进行拘留审查，一次次的审讯，一次次的威胁恫吓，直到证人俯首就范，让说什么就说什么，让证什么就证什么。

    办案人员对原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书记官（即记录员）刘青第的审讯，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进行了38次。刘青第本来什么也不知道，只因专案组对他的身份感兴趣，所以成了重点“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刘青第受不住了，说：“我想了，没想起什么来，你们是不是把那时候的事写下来，我签个字行不？”办案人员咄咄逼人地说：“你能想起来，你的立场转变了就会想起来了！”在反复的诱逼下，刘青第照专案组的指点写了“交代”，几经修改，形成“证词”后，立刻被当作战果带回北京。

    在办案人员的高压威逼下，贾文琦、董仁、熊守成、关庆云等四名“知情人”有的吃药，有的跳楼，有的用刀片割脖子（均自杀未遂）。

    于是，一份刘少奇被捕后如何叛变，如何出卖党的机构和同志，造成共产党多人被捕的假证词，就这样出笼了。

    变本加厉找“材料”

    1968年向全党公布的中央专案小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被捕后叛变革命，上书张学良感恩戴德，并在中东路事件中充当内奸等等。在一份所谓“证词”上，证明人写的是原省政协副主席刘多荃，而实际的撰写者却是彻查办和专案组的人。

    刘多荃当年是张学良卫队的上校团长。侦破共产党案件这类事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他也确实不知道。但专案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监管起来，反复进行威逼、恐吓、引供，警告他：“不要执迷不悟，如不老老实实写材料，绝没有好下场。”随即没完没了地让他写。刘多荃当时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残酷的折磨使他难以承受，从精神到身体都陷于崩溃。于是，专案组看准火候，开始“启发”、“诱导”式的讯问，直至办案人员达到“目的”为止。

    为了把证词搞得不露马脚，办案人员在彻查办负责人指挥下，对所谓“证人”的谈话记录进行随心所欲地再加工，把“听说”、“可能”、“如果”等词句统统删掉，再经过赤裸裸地篡改、罗织、生编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让“证人”抄写、签字、画押。结果，他们送往中央的71份证词中几乎没有一句是真话。

    在定少奇同志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8份主证中7份出自辽宁。另一份出自在北京的孟用潜。专案组在辽宁大搞逼供信的同时，对孟用潜也进行了威逼。他们将和刘少奇同时被捕的孟用潜“隔离审查”，采取小型斗争会的办法，白天晚上连续审讯了7天。孟用潜在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违心地按专案人员的授意，讲了被捕叛变的话。以后孟曾给毛主席写了20封信申诉翻供，讲述真相，但均被扣压。经过这样一年多的“努力”，一份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材料出台。“四人帮”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证词”上，江青还满意地做了亲笔批注：“重要证据”。

    由此，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继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被撤销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弭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