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与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青岛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20年来，我市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有力地促进了我市的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并对推进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阶段，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使其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
哲学社会科学家日益成为各国政党、政府、企业和大型社会团体等进行重大决策所必须依靠的咨询对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世界性的趋势，始于20世纪中期。自此时起，全球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其具体的程序运作而言，越来越多地借助哲学思维的系统性、宏观性和理性建构原理，越来越多地依靠各门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论证以及进行技术性的规划、设计和操作。许多重大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项目、方案、计划、工程，也都越来越多地习惯于进行先期的哲学思考和人文探讨，并应用社会科学的有关学科理论进行先期的预案研究，包括调查、方案设计、模拟、试验等等。
所有这些经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但并不被我们许多人认真对待的“现代社会管理行为”或者“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实践行为”都表明，人类的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已经越来越走出了西方启蒙运动只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书本知识”来看待的思维模式，而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把整个的人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实践同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对这些领域所进行的相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们的看法也越来越趋向于：任何重大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决策，必须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根据和技术根据，才能表明其合理性、正确性，才能说服和动员相关工作人员和社会大众。当代社会逐渐发展变化为一个习惯于依靠哲学社会科学进行咨询的社会、一个依靠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科学决策的社会、一个被我们经常挂在口头的“知识社会”。在这种新的时代形势下，任何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问题，若离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都会显得落伍而缺乏现代性。
二、科学决策在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非凡意义
21世纪的中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已是减少行政成本、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所必需。不仅如此，作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更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方面有赖于政治主体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组织结构的完善。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各种政治关系的协调，社会意识体系的构造和政治意识的创新等，其中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文明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政治民主化解决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解决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但多数并不就是绝对合理和正确，因而必须使政治科学化，解决科学的政治决策、科学管理的问题，建立科学的政治决策机构、程序和方法，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科学计算成本和收益，尽量避免随意性和主观性，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支持和社会科学家的广泛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决策机制由注重个人经验向科学民主决策转变，实现了决策主体由个人到集体、由重经验到重知识的转变，初步建立了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写进党代会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决策机制改进和完善的方向。
实际上，在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从理论层面走到实践层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开始，其时成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成为最早的智囊机构，这些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进入决策，直接推动了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2002年11月在十六大报告中，阐述“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时，具体提出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度和责任制。新一届政治局和国务院集体学习以及总理召开专家座谈会，即是落实“专家咨询制度”。2003年以来，从应对非典疫情、顶住日美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到农村税费改革、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国务院的每个决策，尤其是重大决策也都吸收了专家学者的建议。从近几届政府的问政举动来看，邀请社会科学专家学者到中南海参加专家座谈会，一届比一届频繁，进入高层视野的学者也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年轻，上下层的沟通也越来越多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对中央决策层的影响越来越大。温家宝在当选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中国古代农村税费改革越改农民负担越重的“黄宗羲定律”。这位明代思想家的发现，经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秦晖教授的阐释而被总理所知。
不仅如此，在中央以下的地方各级政府也相继开始建立了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这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进程，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在给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繁荣和发展良机的同时，也给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使科学决策制度化，一方面又赖于各级政府决策者的科学化、民主化的决策意识，更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既是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及公平，更是为了保证决策的正确。决策的科学性有赖于决策机制的完善，无论是公共事务的决策还是政治决策，在解决了决策民主化（即依法决策）之后，决策的科学化便成为关键。
三、哲学社会科学在自身作用发挥中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队伍已形成了社科院、高校文科、党政科研部门、党校和军队院校等“五路大军”。全国从事社科研究和教学的达30万人，专业研究人员4万余人，涌现出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我们党在新时期许多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也应该看到，这些研究成果真正进入政府决策的为数不多。这既有对哲学社会科学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体制和政策上的问题，又有队伍和学风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遏制了哲学社会科学决策咨询作用的有效发挥。目前亟须消除不利影响，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在自身作用发挥中不断完善与发展。
首先在认识问题上，应该消除“社会科学不是科学”的糊涂认识，克服社会科学太“空”、太“虚”，对生产力发展影响不大，对社会的贡献不如自然科学“直接”的观念。纠正那种习惯于将社会科学研究视为只能为已有理论和现行政策作注释的思维定势，纠正对社科工作者和社科研究工作的认知偏见，克服对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盲目乐观的心态。
其次，在管理体制和创新机制问题上，要进一步改革管理体制，创新社科研究机制等，为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从投入体制上解决对社科研究的经费问题。从研究机制上进一步构建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体系，加强和改进社科研究规划，围绕一系列前沿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并加强社会科学界与自然科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再次，在队伍与学风问题上，尤其是要加强社科研究的队伍建设。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要坚持和发扬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优良学风。社科工作者要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加强应用和对策研究，积极参与党和政府重大决策。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改革开放中的难点、热点问题中提炼研究题材，提出真知灼见，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