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部小说的九位作者均来自生活第一线：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未到退休而下岗的工人，有含辛茹苦的打工妹……6部小说共有的特点是贴近底层的生活，共有着底层艰难的体验。

　 新时期已廿年了，小说的发展可以说走了一条从思想的解放到艺术的探索的道路。前十年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小说可算其为思想启蒙，从“伤痕”到“寻根”的四个阶段，基本体现了对理性、民主、人道的关切。而后十年的小说，艺术上是上去了，思想的含量却稀薄了。与八十年代小说走在思想改革的前沿情景恰恰相反，现在的小说文体形式上是繁荣了，但因其作家们受功名利益和商业利益的驱使，使小说的思想性越来越贫乏了，甚至虚伪起来了。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内在变革最为剧烈，然而我们的小说家们要么欺上瞒下地玩弄着“政治智慧”大写什么“分享艰难”文学；要么沉浸在个人琐碎欲望中，轻松地描绘着豪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要么遁入历史而回避现实生活。他们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方面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想象。他们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却拒绝去体验底层的生活。

　 当然这不是我们文坛的全部，因为那些本来就生活在底层的民间作家们，在悄悄地撞击着这种虚化的沉闷。像我们这套丛书中的《乡事》、《萍水相逢》等，虽然他们的力量目前看来柔弱了些，但他们的真诚和执著在震撼着我们。展开李辉的《乡事》，就会感到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李辉长期生活在农村，熟悉农民———那是他的父老乡亲；熟悉农村———那是生他养他的土地。对农民命运的关注，便成了作者写作的动机与目的。五个中篇非常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农村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农民媳妇》中的村支书霸占了人家的媳妇还说人家不懂法。《选举大会》不仅写出了村、镇干部私下操纵选举，更写出了村民的愚钝、麻木及逆反心理。农民的民主权利没有保证，这几年的选举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多流于形式，村务公开的只是少数，不少农村基层干部有贪污腐败行为；更为严重的，不少农村基层政权已落入地方恶势力之手，农民饱受乡村流氓的欺压。

　 《萍水相逢》的作者董瑾，原本就是从外乡来青岛，处于社会边缘的打工者，尽管她在后记中说：“小说应该是虚构的情节加上自己实实在在的感受。完全的现实生活成不了小说，至少成不了一篇好小说……”但是我们还是不难从她的小说中看出她在艰难生活中挣扎的痕迹。小说以凄恻、委婉的笔调诉说着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底层人的苦恼和艰辛，当然还有“萍水相逢”的情爱。

　 薛原的小说集《业余生活》有几篇写的是科研工作者的故事，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严肃的科技后面的“轻松”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些高尚尊贵的知识者鲜为人知的另一个侧面，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忙碌着，进行着知识的加工和生产，以及近乎卑琐地生活着。他新近的作品，也指向了社会的“底层”，比如《大路朝天》和《红月亮》写的是当代妓女和赌徒等另类人的生活。薛原的小说语言朴实无华，善长用白描手法，人物刻画得细致入微。

　 徐福德当过兵，所以在《人体根雕》一书中，有不少写的是部队的生活。作者笔下的军旅小说有其独特的个性，他善于从凡人小事中揭示当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告诉我们：军人也是“人”，具有“人”的一切属性。

　 《岸上的风景》是四位女作者（丁美娥、丁倩、陈筱君和孙君红）的合集，她们有来自农村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有下岗工人，还有教育工作者。她们向读者诉说着她们周围百姓的烦恼与喜悦。

　 《躁动》是唯一的一部长篇，作者张永建写好放在那儿已经5年了，但今天读来仍无过时之感，为什么？因为作者没有半点杂念，只是有感而发，认认真真地写出了他所遭遇到的人和事。

　 九十年代的中国为作家们提供了绝好的写作现实主义大作品的条件，但我们为什么迟迟看不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面世？有识之士说：那是因为“大批作家老作家成功成名作家陶醉在既得利益的快乐中”，他们不想去冒险。他们似乎难以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这一高尚的角色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应有的道德人格力量。

　 在这种情势下，我们能读到这些业余作家们真情的作品，虽说在技巧上可能稚嫩了些，不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心里在默默地祝福他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定能获得更大成就！